26日，抗癌药“代购第一人”陆勇向京华记者证实，他已于29日下午获释。陆勇的代理律师张青松表示，目前，沅江市检察院已经撤回对陆勇的起诉，法院也对“撤回起诉”做出准许裁定。（2月27日《京华时报》）
陆勇与法律审判和牢狱之灾擦肩而过，既彰显了“法外人情”，又彰显了舆论的强大力量，毋庸讳言，没有舆论力量的介入，按照既定的规则，陆勇难逃法律审判和牢狱之灾。别误会，这并非舆论干扰司法，而是司法规则本身僵化、落后和极不合理，才有陆勇由悲转喜的结局，也才有舆论撼动司法的欣慰。
任何司法行为、法律法规则和其他一些社会规则的存在，目的是维护公共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这是最基本的社会治理问题，原本不容忽视。然而，“抗癌药代购案”告诉我们，这个问题恰恰被忽视了。根据现行法律法规，陆勇“代购”维持生命的廉价药，竟然是违法的！那么问题出在哪儿？是陆勇错了，还是法律错了？答案显然是后者。
陆勇“违法代购”，有两个不得已：一是格列卫没有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二是法律允许销售的格列卫每盒价格高达2万多元，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根本无法承受，而印度仿制的格列卫每盒最高价格只有4000元，后降价到200元，不“违法”购买仿制药，只有等死。在生与死的抉择中，要么选择“违法”，要么选择死，显然，这样的法律规则已经严重违背了最基本的社会道义，怎能继续坚持？又怎能不听一听舆论的呼声？
司法部门撤回对陆勇的起诉，不只是人言可畏，也不是滥施同情的“法外开恩”，而是是对僵化、落后和不合理的法律法规的一次主动纠错，是一次以生命、人性、公理、公平正义为主题的生动的司法实践，其意义远远超出案件本身，虽然这种转折对陆勇的人生来说事关重大。
法律法规和司法行为理当担负维护公共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守护人性和公共生命财产安全底线作用，否则就要改革，及时修订完善法律法规及司法程序。以抗癌药格列卫为例，法律法规已经僵化，保护的已然是“审批权”和既得利益，而不公共生命安全，与法的本意相去甚远。
那么还有没有类似的尴尬法律法规和司法现象呢？如何防止类似的问题再次发生呢？无疑，“抗癌药代购案”敲响了与时俱进的警钟，千万别等到发生类似的案件，才在舆论的炮轰中“妥协、退让”，上演权力“法外开恩”的假仁假义。
医保当为生命起到兜底作用。抗癌药或许价格昂贵，但医保部门不能“静止”的强调基金安全，而不想办法。为了凸显医保对生命的兜底作用，一方面可以加大投入，另一方面要把目光瞄向同等药效的廉价药，不能囿于“审批权”，也不能为了税收、甚至维护垄断和既得利益，人为抬高进口药价，或者排斥同类低价仿制药，制造民生痛感。
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格列卫仿制药以外，还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值得医保部门反思。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