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日表示，复旦投毒案初定于12月8日二审开庭审理，法院将依照法律规定，公告最终开庭时间。据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于今年2月18日对此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林森浩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近期，林森浩亲笔书写了一封道歉信给黄洋的父母，跪求他们原谅自己的灵魂。（12月2日 《广州日报》）
俗话说，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林森浩跪求黄洋父母原谅，让人或多或少会有惋惜之感。虽然有人说此举意在博取同情，以求一线生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我们总把人性刻板卑劣化，那么恶性案件带来的伤疤也就难以愈合。
回顾这个案件，因为情节恶劣类似，舆论反应也类似，它让笔者想到了几年前的药家鑫案。彼时，在媒体轮番轰炸中，有信息把药家鑫说成官二代或富二代，甚至攻讦其家人。可在药家鑫被执行死刑之后，这些消息都被证伪。然而，围观的人群早已散去，至今依然没有人道歉。且不谈当时舆论是否影响了司法判决，但过程中的一些画面无疑让人皱眉。
反观“复旦投毒事件”，在案件发生后，许多媒体就公布了尚未定罪的嫌疑人的各种信息，比如毒物及其来源和投毒过程的细节等。有媒体甚至通过对林森浩言论的定向解析，直接将嫌疑人描述成一个心理扭曲的杀人恶魔，致使不少民众宁愿相信司法机关存在黑暗，也不愿相信林森浩的非故意杀人的可能性。在这种报道模式和舆评之下，原本一个极端的小概率案件也变得颇具现象感，两个家庭的伤口随之瞬间撕裂成社会的伤口。如此，搞得大家紧张兮兮，使得一些家长甚至提醒自己住校的孩子提防同室同学，这是伸张正义还是制造恐慌？这种类似的“司法未审，舆论先判”现象，而今是否也该纠偏？
早前，由复旦大学177名学生联合签名的《关于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的请求信》寄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同寄去的还有一份《声明书》，均引起极大争议。有人痛斥“求情”是非不分，触犯了文明底线。可我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学生们的自愿行为没有逾越法律底线，既然对此选择嫉恶如仇是一种权利，那么宽容恻隐者们的言论自由权是不是也该保障？因此，对求情行为差评，现在是否有更多人会认为值得商榷？
此外，我们一直在讲，培养人才，既要有知识更要有德性。大学教育，重学术更要重人格。可从家教到学校教育，我们一直在走“以分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路线，生命教育岂能不缺失？如此，又何谈对他人生命最起码的敬畏？而这些内伤，我们今天真的愈合了吗？
揆诸现实，我们的社会存在这样的一种现象：一个好人，他做了一辈子好事，但假使在最后干了一件坏事，人们可能就会认为他一生伪善。而坏人做了一辈子坏事，但最后做了一件好事，人们就可能说他人性本善。所以，感性的认知是带着情感的，有时候它有违公正。在刑事案件里，维护公正最好的标尺就是法律，因为它是明文的，讲证据链的，也是刚性的。
无需赘言，林森浩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审判决将产生法律效力，不管最后的审判结果怎么样，法律的准绳是明晰的，我们希望审判能让更多的人信仰法律，而不是追随自己的情绪。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