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革命年代，血与火的斗争是从严治党的主要动力；那么矢志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制度建设则是从严治党的根本载体
最近，听到不少领导干部说，自己在摇号买车。细问之下，原来随着公车改革持续发力，公车私用受到严格禁止，买车既是现实需求，也是价值回归。社会风尚往往是政治生态的表情，领导干部摇号买车这一细微变化，照见的正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后，制度对干部行止的规范、思想的触动。
制度笼子越扎越紧，又何止于公车改革这一个领域？从中央层面不断出台各类规章制度，到细大不捐先后制定19项禁令，可以说，反对“四风”的过程，也是构建制度体系的过程；作风好转的过程，也是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随着“后活动时期”的到来，没有什么比制度的力量，更能维持改作风的成效，更能提振人们对改作风的信心。
曾有这样一个故事，18世纪晚期英国政府移民澳洲，由于船上拥挤不堪、条件极差，移民死亡率居高不下。对此，英国政府改变了支付制度：政府不按上船时的人数付费，而按下船时的人数付费。制度导向的转变，使船主自觉关心移民生存，平均死亡率直线下降。这个故事启示我们，制度是禁止更是引导，是约束更是激励。制度文明绝不仅仅是“禁令”的文明，而是改变行为方式、形塑社会风气的文明，正如教育实践活动所形成的一系列制度激发出的社会新风。
刚性的制度约束所到之处，既是对作风的激浊扬清，更是价值观的重塑再造。公车私用被明令禁止，何尝不是在提倡清简的社会化出行？月饼腐败被精准打击，何尝不是在回归传统节日本义？公款吃喝被捆住手脚，何尝不是在塑造浪费可耻、节约光荣的价值理念？很多时候，制度的生效过程，是从禁止开始、因习惯定型，最终变成自觉选择、价值规范。从被动遵守转变为主动接受，从行有所止内化为心有所畏，从“不敢腐”升华为“不愿腐”，是对作风的改进、对价值的张扬、对自我的保护，更是“制度治党”最坚固的基石。
对领导干部而言，对待制度约束不能停留于被动遵守，更应从价值上树立制度认同。现实中，一些地方规章制度数量不可谓不多、逻辑不可谓不严，但却成为不能落实的“制度装潢”。究其原因，问题还是出在党员干部的“心”上。或是认为制度是“管理工具”，自己可以凌驾于制度之上；或是认为制度是“纸面文章”，热衷于钻制度空子打擦边球。可以说，扎好外在的笼子只是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需要勒紧内心的“紧箍咒”，如果缺少价值认同，制度约束再严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有人说，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改变，从根本上源于各项具体制度的改变。比如，市场经济各项制度的确立，让创新的热潮涌动；政务公开种种规定的形成，让参与的热情高涨。从这个角度看，制度建设的过程，也是价值观、权力观、是非观正本清源的过程；制度治党的过程，也是党员干部形成行为习惯、重塑价值观念的过程。我们党要获得强大的战斗力、旺盛的生命力，就必须把思想的柔性和制度的刚性结合起来，同向发力、同时发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大会上所言，“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
回顾90多年风云激荡，如果说在革命年代，血与火的斗争是从严治党的主要动力；那么矢志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制度建设则是从严治党的根本载体。一个政党的成熟，不仅体现在思想理论上，也体现在制度建设上。而一个现代化的执政党，才能缔造出一个现代化的中国，才能打拼出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