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贵州黔东南州人大通过决议,拟撤掉镇远、岑巩、三穗3个县,合并为镇远市。但在10月13日,中共三穗县委员会和三穗县人民政府又发布公告,称三县合并建市方案暂缓报国务院审批。关于合并进展突然暂停的原因,官方尚未给出明确说法。然而,从当地网友提供的相关信息可知,可能是原定建在三穗县的市政府拟改迁至镇远县,引起了三穗县民众不满。
不论原因是否属实,单是这一说法便引人深思:市政建设要占用农民的良田上千亩,说要建在别处,当地民众难道不应高兴么?为何会引起这么大的不满?从网上流传的相关材料中可见,三穗县不少民众埋怨县长不为县里谋“福利”,不积极争取未来成为市中心的机会,“来到我县做了官,却把利益他县搬”。
争取成为市政府所在地,被当地人看作是利益最大化的一种选择。这种看上去有些荒谬的逻辑,却是中国现实的生动反映。纵观全国,地方政府所在地是权力中心,各省会城市几乎都是省里最大的城市,绝大多数省会城市的GDP排名在省内位居前列,医疗、教育、就业等各项优质资源也集中于此。政府一落户,其他的好处也都纷至沓来,这种“惠及子孙后代”的好事,自然是必须争取的。
地方政府的吸引力,并不是在世界上所有地区都如此之大。在美国,各州议会所在地,很多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城市:加利福尼亚州州议会位于萨克拉门托,而非洛杉矶、圣迭戈等大城市；纽约州议会也并非在国际大都市纽约,而是在人口约10万人的奥尔巴尼。
行政中心的吸引力,一方面来源于其对各种资源磁铁般的自然聚合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来源于行政权力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影响。而这一点,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明显。比较极端的例子是,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资助的一份调查报告提出,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承担着保护首都水源和生态的区域形成了“环京津贫困带”。行政中心对于资源配置的掌控力,稀疏了周边地区的资源,加剧了中心与边缘的发展差距,形成“政策致贫”。
而对于行政中心自身来说,过分的功能集中也会让它不堪重负。人口和环境的压力不断增加,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房价上涨,这些问题也困扰着当地居民。2011年6月,中国社科院与首都经贸大学共同发布的《中国30个省会城市生活质量调查报告》称,在30个省会城市(拉萨除外),没有一个城市的居民对生活质量感到满意。
可以这样说,无论哪种原因所导致的城市功能的过分集中,都不利于城市和地区的发展。反观我国发展较好的几个省份,其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却并不一定完全重合。如江苏省省会南京市,2013年的GDP总量位居全省第三,次于苏州和无锡；广东省深圳市也几乎与省会广州市平起平坐。山东青岛也与此类似。相反,一些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的省份,其经济中心、交通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等往往与政治中心完全重合,区域发展不均衡凸显。
正是因为行政权力的落户能带来各种资源的聚合,从而给当地居民带来巨大的福利,贵州三个县的民众才会争夺市政府这个“香饽饽”。但是,单一中心的发展模式潜力毕竟有限,如果能削弱行政权力与资源配置之间的联系,分散行政中心的职能,优化资源配置,带动区域整体均衡发展,相信是民众更愿意见到的。
可以说,正是由于权力配置资源,才导致权力中心往往意味着“所有的中心”。改革的一大重要任务,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因而,检验改革的成效,也可用“权力中心所在地”的吸引力是否淡化来观察。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