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红会内部人士昨天透露，赵白鸽卸任主要是出于三方面原因，一是去年起赵白鸽担任了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副主席，按照国际红会的章程，作为全球副主席不再适应担任国家红会领导人；二是赵白鸽担任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需将更多精力用于外事工作。（9月3日《北京青年报》）
客观说，从来没有一位慈善组织负责人的任免能够引发舆论出现如此大的波澜。而这与赵白鸽三年前的“火线救援”不无关系。三年之前，郭美美横空出世，红会公信力降至冰点，赵白鸽走马上任，希望用自己的努力来改变红会当时面前的困境。
赵白鸽三年前的种种豪言壮语，在这几天被扒了出来并又曝晒了一次。什么“想发财的不要来红会”、“如果两到三年仍然翻转不了‘黑十字’的印象，我自动请求辞职”等话，也都成了网络上热议的题目。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就在前段时间，红会还是能够在三伏天向地处热带的海南灾区送出棉被，也能够向地震灾区送出发霉的面包。
对于红会的走马换将，笔者认为，能够引发如此大多的关注度，本身就是极不正常的。在一个不健全的慈善体制面前，无论是有理想有抱负的领导，还是奉行犬儒哲学的领导，都只能会成为一些匆匆过客。作为我国最大的官办慈善机构，进行去官僚化、去行政化的改革，是唯一的能够获取公信力的出路所在。显然，无论是赵白鸽，还是她的继任者，只要身在这个体制之内，就无法完成自我革命式改革。
在慈善体制中，领导也好，参与者也罢，从来都只应该是政策的执行者。他们的任务，应该是确保善款不被浪费、不被挪用。而现在看来，对于这家垄断我国慈善资源的官办组织，政企不分、管办不分，行政化严重，领导还有非常高的行政级别，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指望赵白鸽们进行改革，无异于奢望。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了“面深化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领域各项改革”的要求，同要强调要“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笔者注意到，在民政部相关会议上，民政部也已经明确提出了“构建以慈善法为核心的顶层制度设计，把慈善纳入法制化轨道；加强和改进慈善超市建设工作，完善经常性社会捐助体系；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优化慈善发展环境”的改革目标。
因此，尽快推进《慈善法》通过，政府放开对于慈善事业的严格管控，并实施必要的免税政策，是对慈善事业改革的重中之重。在此基础上，鼓励相关民间慈善机构的申请成立，并在公信力上形成方方面面的竞争机制，允许公众在慈善机构的选择上“用脚投票”，将会给我国慈善事业带来新的希望。
红会在我国慈善体制之中，只是一个公信力丧失的机构。红会的救赎当来自于整个慈善事业的法制化、民间化、社团化。只有在此基础上，红会进行去行政化、去官僚化、去垄断化，才会有可能。到那个时候，公众记住的，从来都不是这家慈善机构的主要领导姓甚名谁以及他们讲了什么样的话，而只会记住慈善机构在日常事务中的常态表现。
（责任编辑：张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