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日前在“2014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的开幕演讲中再次呼吁降低税负。宗庆后还提出，政府自己的开支占到财政收入的51%，应简政节约，减少三公支出和无效投资，认为现在公务员的队伍太庞大了，而且有不少临时工。（8月24日《东方早报》）
宗庆后这番话同时谈到了几方面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表述并不尽然严密和准确，但并不影响观点。现在的问题在于，谁来回应宗庆后，谁来回应对他所提及问题同样提出强烈质疑的公众。
减少三公支出，相信没有人会公开提出反对。我国各级各地政府的三公支出，长期以来不规范不透明，且与责任脱钩。在部委层面，尽管近年来审计署不断披露批评许多部委这方面的违规操作，却并没有起到阻遏作用。一些部委年年被批，又年年新犯，未见任何官员为之承担责任。而在地方，中央“八项规定”等确实起到了较为明显的整肃作用，也有不少地方开始公开三公支出，却不约而同地留出了一个金额巨大的“其他支出”项目，拒绝就此作出更为具体清晰的阐释。
有效控制三公支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让包括企业家在内的公众树立对政府履职的信心，为此才可能让人们相信政府能够把公共财政资源运用好，愿意因此承担起一定额度的税负。否则，无论税负指数怎样调整，都很难避免公众的反感和抵触。
再来看政府投资行为。政府投资并不总是低效的，其主要的资金来源也非税收。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0年代的税收体制发生调整之后，在国家和各级地方之间形成了分摊城市化、公共物品、基础设施筹资责任的模式，中央财政直接出资的份额较少，城市新建、改建基本项目主要依赖于各级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筹措资金。在最近几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城投债发展的风险越来越明显，土地财政风光不再，巨量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最终显然仍只能通过财政税收来埋单。
地方政府及其投融资平台企业的债务，很大程度上就源于不规范不透明的运作而引发的风险。从减轻财政税收兜底负担的角度，确有必要要求政府要尽可能降低无效投资，乃至一般意义上的直接投资行为，应当让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按照市场规则，实现市场化的投融资和项目管理。
宗庆后发出我国的公务员队伍太过庞大，还充斥着大量临时工的批评，引来了连声叫好，也有人提出异议。国际劳工组织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2009年不包含军队在内，公共部门的雇员人数为2255.5万人，美国人口总数约为3.12亿人，其供养比例约为14人供养1人。我国广义上也有超过7000万人由财政供养，比例上其实略低于美国，而与其他一些发达国家持平。各级各地监管执法机关近年来都频频曝出人手不足，以至于很难对许多污染等违法问题作出及时反应。在珠三角等外来人口远多于户籍人口的地区，根据户籍人口数量配备的警务人员数量，更是远远不能满足工作需求，地方不得不招募大量的协警、临时工。为什么人们会存有公务员队伍庞大，财政供养负担过重的印象呢？
监管执法人手不足与公务员队伍庞大现象的并存，其实并不矛盾。党政机关层级过多，各级之间又追求上下对口，使得大量人手被闲置性的安排，基层人力就变得远为不足。非但如此，各级上级机关在机构设置上的复杂化，还意味着相应的管理考核项目变得更多更怪，基层负担被进一步增加，这也是各级党委政府频频裁撤管理考核项目以减轻基层负担，却始终无法收到治本效果的原因。对于民众而言，一方面可以目睹大量的公职人员的存在和忙碌，另一方面却只能从极少数公职人员甚至只能从临时工那里获得质量大打折扣的服务，当然会形成恶劣形象。至于宗庆后提到的吃饭财政，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用到了退休公职人员的养老供养之上。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