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袭剽窃，尽管古今中外屡见不鲜，但它毕竟被视为文人的无耻行为。只是近年来，学术论文与名利、学位乃至升迁挂钩了，因而抄袭剽窃较之以往更为猖獗，以至学界某些人连遮羞布都不挂，以大剽特窃为能为荣。对此恶劣现象，已经到了非狠治不可的时候了。靠谁来治呢？凡夫俗子心有余力不足，即便可以举报，接报不究也是白搭。剽客的文章是要靠媒体发表的，所以遏制剽窃行为的关键措施之一，就是要靠媒体担当——曝光他们，扬臭他们。在这方面，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国际新闻界》月刊，开了先河，立了榜样。
近日，《国际新闻界》刊登《关于于艳茹论文抄袭的公告》，称该刊2013年第7期发表的于艳茹的论文《1775年法国大众新闻业的“投石党运动”》除了提要和结论部分，其他内容全是从国外的一本书里抄下来的。行文完全雷同，连注释都搬下来，构成严重抄袭。（8月24日《京华时报》）
《国际新闻界》不仅公开曝光了于艳茹论文抄袭的事实，并且作出“惩罚性”的声明：“除了发布公告外，还会通报作者相关单位；联系相关文献收录机构，删除于艳茹该文的电子版；五年内拒绝于艳茹的投稿。”如此严肃对待“剽客”的媒体，虽不能说是绝无仅有，恐怕也是凤毛麟角。假如全国各级各类媒体都能如此对“剽客”采取“零容忍”，发现一起，搞臭一起，以儆效尤，势必让心存侥幸的不良者，不敢“抄”，不敢“剽”，不敢“偷”。
遗憾的是，现实中，媒体发现剽窃行为，一般都抱着无所谓的暧昧态度，不加理会；即便有被侵权者找上门来，也是推诿打哈敷衍了事。我倒想问问这些媒体人，你发表了“剽客”的伪作，怎么连戳穿“画皮”的“声明”或“公告”也不愿意发呢？如果不是存心姑息迁就，就有合谋作弊之嫌。记得多年前，张某剽客把我的一篇已经入书的文章，一字不动地拿到北京某权威报纸副刊发表。我电话向该报反映，想不到得到的答复却是，抄袭者也是你们江苏人××县××单位，你自己可以找他算账。我要求报纸刊登声明被拒绝。为什么不能公告剽窃者？显然是缺乏责任意识。让作者去找剽客算账，打官司？为千把字的文章耗时劳神上法院，划得来吗？只好不了了之，让剽客白占了便宜。其效果，只会激励无耻者继续抄剽。
也有特较真的媒体人，我就熟悉一位这样的老编辑。那是20年前的事情了。南京某作者抄袭文章在他责编的版面上发表了，接到反映后，他们责令抄袭者到报社认错，否则就刊发公告。他害怕刊登公告没法做人，就乖乖地到报社来了。作检讨，写保证，发誓永不再作文贼。后来他真的悔过自新了，没敢再“偷鸡摸狗”，还成了小有名气的文人。我想，他应该感谢当年那位老编辑的教训之恩。
构建诚信社会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媒体人更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抄袭剽窃行为，对于社会诚信建设具有相当恶劣的破坏性。自古以来，抄袭剽窃就一直为人所不耻。西汉学者戴圣说：“毋勦说，毋雷同。”（勦同抄，谓取人之说，以为己说，即抄袭）唐代文豪韩愈说：“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古人为文作诗都是自己创造的，后人若抄袭剽窃，那就是贼。对于文贼，需要人人喊打，更需要媒体发扬担当精神，像《国际新闻界》那样，毫不留情地公开曝光，有了媒体曝光的前提，相关部门便可追究处罚。国家人社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规定：对“有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伪造、篡改数据文献，或者捏造事实等学术不端行为”的，“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只要能够形成公民积极举报、媒体切实担当、执法执纪机关严惩不贷的卓有成效的遏制“剽客”的联动机制，大大小小的文贼才难以容身，学界的天空才能逐步晴朗起来。
（责任编辑：张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