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月21日，在北京单向街书店学者刘瑜、周濂与导演许鞍华、编剧李樯等人共同探讨“一切都是自由的”。以“十一”将上映的电影《黄金时代》为例，讨论民国才女萧红带给现代社会的启示。以下是李樯观点：
我当时写萧红这个人物，比起个人戏更有兴趣的是如何写一个人的传记篇，这个人物传记篇最难写。因为这个人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人在一个人的心中的形象是不一样的，这是很矛盾的题材。
写萧红的过程中，有她的八卦、绯闻，我阅读了所有的资料之后，我觉得她身上没有这些东西可挖的。我越走近她，我越觉得她的人生点贫乏了。除了跟那几个男人的感情纠葛，这很好理解一些。那到底写了什么，当我们面临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发现没有素材了。她给我的感觉特别强烈，真挖没有东西，除了她的作品本身的话，真挖我感觉我准备写的时候，我原来很丰富的东西变得不那么丰富了。这是我写她的时候一个很怪的心理。
然后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是不光因为萧红，任何一个人想接近另一个人的时候，你越走近、你掌握的资料越多，你越有一种虚无感，就是他没法被你认知。你认知的东西一定是不确定的。所以这个想法让我用了另一种方式写作，用很多人的讲述以及客观对她的一个描述，以及对她的解构。当时萧红有很多讲解都很好，但是我更多的是我觉得可能除拍她这个电影人物之外，其实是一个人我觉得最终是非常碎片化的。
就是你认知的人也好，多半是你自以为是的人，真正的客观人是不存在的。我越想客观地写，我发现越不客观。然后其他的对于她的评述的文章，我觉得讲解的人都带有一种相当客观里的主观，就是非常让我对这些人物觉得可以有一种新的写法，又是典型，又是被解读掉的，又是碎片化的，然后还不确定性。可能看完有一个确定，但这个手法是不确定的。
这个萧红是谁认为的萧红？这个我觉得可能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对人的认知就是我们真的能认清一个人吗？或者说还原一个人，我觉得这个是很困难的。我觉得不应该虚构一个所谓的共识，把这个人物搁进去，从小到大讲了他一生的履历和事件，就叫人物传记篇，我觉得这是不对的。我看了以往的很多的传记篇都特别想还原成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人物，我觉得这种方法是错的。是不应该给出一个确切的人物形象的，我写作的时候是反对这种东西。所以我对萧红认识，我现在多半还是一个二手的资料。
谈到萧红首先应该是作家萧红，并不是一个非作家的萧红。她在文学成就上，我认为是比张爱玲要高的。因为她在30年代写作带有一种自发性、天然的东西，然后一种很自觉性的，达到一个别人追求风格化的，她直接就达到了，她的手法是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没有过的，甚至是世界文学史上很少有人雷同的。
她有一点像源头性的作家，从她开始诞生了这样的一种写作方式，她是天地人给她造了一种写作方式，她也没有受过大学教育或者专业的文学教育，她完全像一个电影文学应运而生的一个人，她一生的悲欢离合都是为了成全她的写作，所以她是一个，我是纯粹把她当一个作家标本来看，我不太把她看成一个经过悲欢离合这么一个女人来看。我觉得她所有的使命就是为了写作，所以她必须担待她经历的所有东西。她这一生我认为是赚了，她31岁经历了很多人一生都没经历的战乱也好，爱情也好，选择思想的这个困惑问题、民族问题全经历了，这是浓缩精华的一个，所以她很值。其实她这一生是赚了，她给我的感受是这样。（文字整理/杨公振）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