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 《 萧红 》 剧照
萧军与萧红合影
编者按：随着电影《萧红》的公映，这位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她从“菜叶都蒙盖上灰白色霜”的小城三月里走出来，在本该风华绝代的31岁，被命运拖进了最绝望的深渊。萧红在香港病逝的时候，日军的轰炸机仍在盘旋，遥远的呼兰河依旧在梦里结冰。她写下遗书：“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我们该如何解读她留下的这“半部红楼”，又该如何揣测她未完的那“半部红楼”？生前的纠葛与身后的演绎，究竟谁是谁非？她笔下是最真实的乡土故事，而她自己本身则是最跌宕的一段传奇。
萧红在民国女作家群中，比较特殊。比起丁玲宏大的政治视野和冰心始终如一的母爱主题，萧红作品的立意始终有点暧昧和力不从心，更不消说当张爱玲淡漠而精致的描绘着十里洋场时，她在文字里写的却是北方中国粗粝野蛮的生死场。萧红的名字远没有丁玲、冰心、张爱玲，甚至是林徽因那么如雷贯耳。直至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史中，她以及她的作品都只是被轻描淡写地带过。这与她作品不多有关，与她31岁就戛然而止的人生有关，更与她文字中那种奇异的、并不亲切的美感有关。
然而，在民国所有的佳人才女中，萧红绝对配得上“传奇”两个字。不仅仅是因为她跟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等人之间明明暗暗、扑朔迷离的爱情，更是因为她23岁就写完了被鲁迅称为“力透纸背”的《生死场》，29岁就完成了在文学长河里谁也不能淡忘的《呼兰河传》。但其实，文学批评界并不比现在的娱乐圈深刻多少，最先引发“萧红热”的，依然是对她生平的关注，对于她的家庭状况和跟“前男友”们之间的感情问题曾经是萧红研究的重要课题。
服了毒似的坎坷人生
萧红说自己是“服过了毒的一生，是受了害的动物”，后人说她是“民国四大才女”中命运最为悲苦的一位，这些概括都是准确的。
她生于冰雪万里的黑土地，死于战火纷飞的香港，一生颠沛流离，她21岁便“未婚先孕”，先后生过两个孩子，却都不幸夭折，她付出过成为母亲的代价，却没有体验过作为母亲的喜悦。她一生有过两段婚姻，但在香港玛丽医院生命垂危的时候，陪伴在身边的，却是以好友相称的骆宾基。
萧红，原名张廼莹， 1911年生于黑龙江呼兰小城，萧红的出身并不寒酸，父亲张廷举是当地乡绅，母亲姜玉兰育有一女三子，萧红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萧红从小跟父母感情疏离，这一点在《呼兰河传》中都有影射，让她童年生活充满光亮的是她家那个草长蝶飞的后花园和那个总是“笑吟吟”望着她的祖父。
进入学堂后，她父亲就将她许配给呼兰县驻军邦统汪廷兰之子汪恩甲，这个人是她第一个命运转折点，她正是因为反抗跟他的封建婚姻而毅然离家出走的，却又在哈尔滨被他哄骗身怀六甲，汪恩甲倒也担得起“忘恩负义”这个词，在她即将临盆时将她抛弃在欠下一屁股债务的旅馆里。
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之中她见到萧军。当时萧军已有家室，面对着这个饱受饥饿与恐惧的女子，却被她的才情感染，“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的人。”这场爱恋是萧红生命中最刻骨铭心的恋情，几乎伴随了她余后的所有人生轨迹。
萧红跟着萧军搬到了商市街25号，这段生活后来被写进文集《商市街》，那是一段困窘到只剩饥饿的生活，萧红不断问“桌子能吃吗？椅子能吃吗？”可也算是他们最死死相守的日子，在萧军的影响下，她画画、写文章、参加左翼人的文学聚会。由于散文集《跋涉》引起了特务注意，他们不得不逃往青岛。大概萧红也没想到，这一走就是一生的时间，从此以后，上海、武汉、延安、重庆、香港……一路流离；从此以后，故土死生都不复再相见。
跟鲁迅那段忘年之交
从青岛奔赴上海是萧军的决定，写信寄书给当时的“文坛领袖”鲁迅也是萧军的决定，然而后来促成的，却是萧红和鲁迅的忘年之交。这一段关系至今让好事者津津乐道，但两人的文字记录里都在表明，这只是一段真挚的师生情谊，以萧红敏感却又钝重的性格来说，鲁迅可能是萧军之后第二个深深走进她内心的人。萧军的爱情让她缺失的“爱”有了给予，但也在这爱中患得患失，鲁迅不一样，他是萧红精神上仰仗的榜样，能给她强大的心理依托。或许这一点都不关爱情，只是，在所有怀念鲁迅的文字里，没有任何一篇能像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样的动人和真实。
萧军渐渐少去鲁迅家中了，倒是萧红像是找到另外一个家，在鲁迅面前，萧红恢复了几分在祖父面前才有的娇憨与天真。有一次她去鲁迅家里，一进门，什么话也不说，就咯咯笑了。鲁迅问：“为什么笑呢？”她说：“天晴了，太阳出来了。”她穿了一件新的红上衣，一家人都没注意到，她忍不住了，咚咚咚跑上二楼，问鲁迅：“我这衣裳好不好看？”鲁迅放下工作，打量她一眼，老实地作出评价：“不大好看。”隔了一会儿，他又告诉她不好看的理由。在笔者看来，鲁迅与萧红的感情是从容自如，却又亲密无间，有细微的宠溺与平和，又没有半点越界。
1935年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作家，写作序言的却是文坛翘楚鲁迅。这本书在文坛上引起巨大的轰动，萧红也因此声名鹊起。自此，奠定了坚实的抗日作家的地位，现在看来，“抗日作家”怕并不是一种全面的定位，它导致了相当长时间内人们对萧红的误读，将她的灵性与矛盾隐匿在这个生硬的称谓中，但在那个时期，这是一种肯定的赞扬。
本该一帆风顺的时刻，她跟萧军的恋情却出现裂痕，一种说法是萧军另结新欢，还有一种说法是萧军对萧红的家庭暴力越发严重，1936年夏天，萧红东渡日本医治情伤。她走了三个月，鲁迅就去世了。鲁迅死了两个月以后，萧红回到了上海，去了万国公墓祭拜。
身后的误解与跑偏
鲁迅死后的一年之内，抗日战争爆发，二萧辗转武汉、山西、最后到达西安，并在这里正式宣告分手，当时，萧红已经怀有萧军的孩子，但不久之后，她却跟东北作家群的另外一名作家端木蕻良举行了婚礼。端木对萧红的态度，有人说他自私绝情，丢萧红在武汉的炮火里独自离去，也有人说他重情重义，最理解萧红的才华和脾气。唯一的事实是，最后陪在萧红身边的并不是他。
萧红在1942年永远地离开了人间，留下了她“半部红楼”未竟的遗憾，《马伯乐》是萧红留世的最后一部小说，不同于前一部《呼兰河传》的温情明净，在这本书里，萧红开始使用她并不熟稔的讽刺与幽默。这一年的萧红，失去了一个孩子，失去了曾经视作至亲的爱人，也失去了故土故国。
代表着萧红创作顶峰的《呼兰河传》，是一部面对近现代史上任何一部著作都毫无愧色的小说，小说开辟了一种陌生而奇异的写法，将家国之事的沉痛与孩童亮得发烫的欣喜糅合在一起，这是一个没有主角没有情节的故事。萧红没有在书里舔舐自己的伤口，一段段的情事离合从没有成为她小说里的主角，她将生命给予她的一切都层层叠叠地摞起来，最后展现的是一个万物灵动，明媚而悲伤的世界。
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界对于萧红的评价开始多元，随着西方批评理论的引入，女性主义视角成为越来越多批评者审视萧红的新角度。但是，说得越多，越容易误解，萧红的女性主义，绝不是她作品的全部指向。萧红并没有受过系统的文学教育，她就像一个天生生命力旺盛的植物，野蛮地延伸枝桠，因为未竟修剪所以呈现的美感奇异而独特，所以，批评界赋予她的身份，包括抗日作家，东北作家群，女性主义书写者，对于她而言，都是正确却不完全的。
近年来，随着影视剧的焦点对准，萧红屡屡以多种面貌出现在大小屏幕上，然而，大众文化对于萧红的解读更是像安错了头的火车，跑偏了。把注意力放在改编得夸张离谱的情感故事上绝对不是我们怀念一位女作家的最好方式。其实，对于萧红的文字不必过分解读，全部身心投入的去领略这种美感，能真切的拥抱这位传奇女子心中发光的爱与恨，便是最好的怀念。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