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上午，湖北省国资委省国有企业第三监事会主席王运清跳楼自杀。据媒体报道，王运清生前留有遗书，遗书中写有“我很抑郁，抑郁难忍，先走了”等字样。无独有偶，7月9日，湖北孝感官方发布通稿称，从办公室坠楼身亡的孝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海华系跳楼自杀。现场遗书称“身患多种疾病，常感不适，只能自我解脱。”（7月28日荆楚网）
一直令人羡慕的官员群体，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令人担忧的“高危”群体。对于官员自杀，中国公众的关注点往往首先将其聚焦到“腐败”上，而官方则更倾向于关注该群体的“心理与精神方面的疾病”，但是更深层次的反思在于，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原因，导致官员自杀现象越来越多？逝者已矣，但真正的原因少有详细的报道或公开。实际上，官员自杀往往不是一时冲动的选择，而是各种社会力量及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
经济高度发展的过程，也是利益与财富不断分配的过程。对于一些官员来说，利益的诱惑比比皆是，有时候是很难拒，有时候是不想拒，半推半就间成为问题官员。现在反腐斗争日益形成高压形势，问题官员内心的恐惧与压力是真实存在的，部分腐败官员慑于中央反腐声势以及从上到下传递的压力，风声鹤唳、寝不安席。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员自杀更多是官场关系的利益需求造成的。相当一部分问题官员自知死罪难逃，想把线索中断，保护更多的既得利益者。当反腐巨浪袭来时，丢命保财、丢卒保车成为权衡利弊之后的“明智”选择。
官员心理出现问题，职业本身的工作压力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社会资源分配过程中，官员掌握着一定的人、财、物的支配权，在众多诱惑和高压的反腐态势之间，官员的心态常常处在心理矛盾和失衡之中，容易产生严重的心理危机。一些官员面临多方面的“发展与责任”的压力，上级领导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官员怕出纰漏，进而产生“心理焦虑和疲劳”。此外，来自自然灾害、官场争斗、家庭妻儿的压力，来自工作失误而道德自责的压力等多方面的压力叠加在一起，导致部分官员心理预期不好、心理认知失调，往往就有走上不归路的可能。
官员自杀还跟精神家园缺失有很大关系，自杀官员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失去情感支撑，找不到生活的意义。从情感的角度来看，自杀官员普遍遇到中年危机，诸如小孩叛逆期，老婆更年期，二次创业等问题，情感出了问题，看上去高官显位很美，实际上并不幸福。特别是一些异地交流的官员，老婆孩子不在身边，属于“精神流浪者”，无归依感，情感空虚，有的通过婚外情寻求满足，结果迷失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官员人生观不正确，肯定走不远，缺少对生命、权力、人民的敬畏，必然胡作非为。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传播效力的增大，网络舆论在有形无形间对一些官员也带来了压力。随着信息渠道越来越通畅，舆论监督和民意批评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面对突发事件的时候，部分官员不谙网络舆论传播规律，一言不慎或许就要丢官，网络舆论监督的压力是空前的。部分官员仍是惯性思维，受压反应、思维方式、行为模式还是传统的一套，出现问题后又不敢面对，在舆论监督狂潮中甚至出现幻听、幻觉、梦游等现象，走向心理崩溃。
实事求是地说，官员并非“特殊材料”做成的，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抗压能力并不比常人“特殊”多少。官员作为执掌公共权力的特殊主体，影响范围更广，理应发挥更大的正面气场，走向阳光、开放、透明。关注这个群体的身心健康，其实也就是在关注社会的进步。官员重视心理健康、重视官员的心理健康，其意义因此呈现出来。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