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让睢宁模式摆脱四不像的尴尬，需要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做一个清晰的切割，在“现代社会信用系统”和“传统的政府治理”两套逻辑间做一个拆分。
将114万市民划分为A、B、C、D四级信用等级，A级可以享受一些优待，D级则会处处受限——这就是江苏睢宁县探索了4年的社会信用体系。新华社的最新报道展示了这套系统的运行现状：好处是在总体上体现出了“守信受益、失信受限”治理效果，“社会的风气也有很大好转”；争议则在于三六九等的划分影响了公民权利，有“良民证”的嫌疑。
运转良好且有约束力的社会信用系统，一定意义上讲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也是中国公共治理的理想，睢宁的探索其实就表达了这个理想。遗憾的是，建构这个系统所需要的多个支点，比如良好的法制环境、成熟的社会自治、明确的公权与私权关系、群己关系，都是目前中国社会所欠缺的，睢宁的尴尬也正是这种欠缺的体现。
作为一个政府主导、政府评价的信用系统，睢宁的信用评级最大的特征就是混合性。减分项既有“闯红灯”“拖欠信用卡”等一般意义上的信用评价，也有上访、闹访、告状、“围堵冲击党政机关”等带有维稳性质的条款；奖励措施既有就业、低保、资质审核等社会权益的优待，也有入党、提干优先等政治性待遇。将维稳与信用评价结合起来，将政治待遇与公共权益结合起来，这等于在睢宁的社会信用系统上打上了“中国式”标记，让人们很难以单纯的眼光看待它。
曾有报道说睢宁的征信系统借鉴了美国的FICO信用分制度，但显然经过了本土化改造。其实，从系统运行4年的反馈中可以明显看出，起到了移风易俗作用的只是这个借鉴的部分，而广受诟病的恰恰是这个“改造”。这也意味着，要让睢宁模式摆脱四不像的尴尬，需要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做一个清晰的切割，在“现代社会信用系统”和“传统的政府治理”两套逻辑间做一个拆分。
一方面，信用打分权力应交给第三方评估单位或公共机构，政府不再扮演主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另一方面，评分内容也应回归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信用范围。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政府的维稳意志不应该由这个系统贯彻，而体制内晋升、奖励规则更不该扩大到整个社会范围内。
面对新华社记者的采访，睢宁县方面将现在的困难归结为“小环境与大环境脱节”“没有更高层面的制度保障”。实际上，更高层面的建议不是没有，两年前全国两会就有政协委员提出要建公民诚信档案，结果遭遇了民间舆论一边倒的倒彩，原因就在于有维稳、道德绑架、钳制民口之可能。现在看来，相比起诚信体系覆盖的“规模性”，其单纯性、纯粹性恐怕要更重要；相比起建立更高层级的信用管理平台，政府弄清楚自身在其中的角色和位置更重要。
睢宁曾为政府主导的诚信体制付出过巨大心血，现在不妨试着在“去政府化”上做更多努力，这更有勇气也更有意义。
（责任编辑：张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