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忽视于英生案中的个体之恶

　　1996年，安徽蚌埠市民韩露在家中遭奸杀，其夫于英生（时任区长助理）被判处无期徒刑。经过于家人17年的申诉，去年8月，安徽高院立案复查后宣告于英生无罪。其后，真凶被抓获。于获释后，获得国家赔偿并补发17年公务员工资，共计百余万。很多人说，于英生是现实版的《肖申克的救赎》。（5月29日《新京报》）

　　17年冤狱，被打乱的人生，难以折回原点。与百万赔偿相比，或许境遇的变化，更让于英生感慨。彼时，一同成为组织考察对象的同事，时已官至副市长。重新出狱的于英生，失去的不只是一段光阴，还有在仕途上的折戟沉沙。谁该为这一切负责？当年不成熟的定案机制当然是元凶，可不能忽视的还有个体因素在其中的恶作用。

　　于英生案当年之所以能定案，其关键因素在于警方在他家中只发现了于英生一家三口的指纹。而从新闻上看，随后不久，安徽省检察院就已新发现了两处陌生指纹。这原本可以成为一个打开真相之门的契机。但由于于英生案已经定案，负责该案的公安局领导，恰逢调任检察院任检察长。在换届话语的支配下，一切的怀疑只能悄悄放下，而于英生则成了这种草率的牺牲品。

　　因此，对于英生案的纠错不能止步于放人。从已经公布的事实来看，相关人员的办案态度难辞其咎。现在，已经查明真相，杀人真凶系一名交警。那么，需要追问的是，当初办案人员，是凭什么坚定相信是于英生所为？凡此种种，均需要深入地调查，还事态一个原貌。而所谓的强调“命案必破”的负面影响，以及“重口供，轻证据”的反作用，都无法为个体办案者的过失漂白。

　　于英生案的转折，得益于法治进步。但对于英生个人而言，他的自我救赎才刚刚开始。没有制度惩戒，不追究制造冤假错案者的责任，即使救赎了一个于英生，又怎么避免下一个“于英生”？17年前的冤假错案，最关键的因素是相关人等视破案成果为自家功绩，所以才导致一个证据不充分的案件纠错却难上加难。而梳理其他一些类似案件，可以发现这几乎是一种共同的轨迹。希望相关方面对此给予重视，并以彻底追责与制度构建，安慰蒙冤下狱者17年的错乱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