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数据显示，前四个月税收增长9.6%，其中第三产业税收“增”，房地产业与中西部资源地区税收“降”，折射出经济结构调整的趋势。忧中有喜、忧大于喜。
喜的是，第三产业税收收入增长明显，达13.2%，高于第二产业7.7个百分点，二产税收从去年前四个月的47.5%逐步下降到今年的45.7%，相应的三产税收则从52.4%稳步提升到54.2%。
忧的是，前四个月支撑起税收总收入近半壁江山的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分别增长7.9%和12.3%，对税收增长的贡献度达43.2%。房地产业税收虽然增长，但增速下降，增速明显低于去年同期水平。
房地产交易相关税收增速下降，继3月同比增长5.5%创一季度最低增幅后，4月房地产营业税同比下降4.2%，进一步减少。财政部称，1-4月与房地产交易直接相关的房地产营业税对地方财政增收的贡献明显回落，尤其房地产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双双出现负增长。
一季度，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名义增长大幅下滑至16.8%。进入4月份，受商品房销售额下降影响，房地产营业税同比更是下降4.2%，契税同比增长1.2%，耕地占用税同比增长3.2%，均呈现大幅度下滑趋势，2013年全国因房地产产生的直接财税收入占财政收入44%的局面将不可能持续。
而楼市拐点后还将彻底冲击土地财政这一财政收入的支柱。
中西部的税收下降直接反映了他们的经济减速。上月公布的各省份GDP数据显示，中西部成为经济下滑的重灾区。中西部产业过度集中于资源类行业的地区仍未摆脱负增长态势，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和青海税收仍然呈下降态势。
审计局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末，全国政府性债务为30.27万亿，其中全口径中央政府性债务合计12.38万亿，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合计17.89万亿。
在正常情形下，这些债务都不会有问题。但一旦经济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发生突变，国内外一直担心的三大风险：房地产、影子银行与地方债，可能会一起爆发。事实上，这三大风险有着内在联系。它们不会单一出现。
单一地方债并不会构成对经济的严重冲击。但事实的全貌是，地方财政的收入构成，卖地收入不少城市超过50%。相关统计显示房价的60-70%归了政府收入。而近期数据显示，大约37%的省级、市级和县级政府的债务是靠卖地收入来支撑的。
从地方政府债务端看，其资金流除卖地外，其余多来自融资平台的土地抵押贷款，也即土地金融。问题是一旦房价下跌，地价跌势会更猛，甚至于土地卖不出。5月14日，南京举行的5月份唯一一场土地拍卖会上，作为5月份唯一一幅住宅地块的G20地块暴跌30%仍然遭遇流拍，另外三幅地块则被底价成交。
笔者所谓的地方财政危机并非杞人忧天。财政危机至少会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土地财政消失且有可能面对退地事件，而税收下滑速度可能会惊人；二是，融资平台“断流”，也即银行不敢放贷而且会要求抵押品足值（抵押品缩水）；三是，在建项目的资金需求继续增大。
应该清楚的是，地价是支撑着地方债务水平的核心。实际上，房地产价格支撑着全社会债务水平的基础。一旦基础动摇将是系统性影响事件。
可能更为糟糕的是，面对房企连续性、较大面积倒闭或跑路极端事件，会引发一系列债务纠纷和社会不安定因素。这都需要地方财政一大笔维稳支出。事实上，这些现象已经在部分城市出现。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况且房价拐点确立之后，部分危机苗头呈现扩大趋势。因此，笔者建议从两方面着手缓解与化解地方财政危机可能性。并立即行动。
首先，出售地方政府国有经营性资产。过去地方政府的投资主要集中于生产性领域，结果导致产能全面过剩。近年来，又大规模搞城市基础建设。这里面产生了几大问题：期限错配、在建项目期限过长且项目完成后经营现金流无法支付融资成本、超前建设与效率低下甚或无效项目（如政府楼堂会所）。
地方政府出售经营性国有资产，与在建公共性资产对民资开放。这不仅会降低地方债务，也会缓解政府自身及社会资金压力。还吻合十三大提出的改革思路与近期国务院具体改革措施。同时，使得政府腾出更多财力与精力做好公共性资产项目与社会稳定工作。
据财政部估计，截至3月底，地方政府控制的酒店、零售以及发电等企业的资产为43.8万亿元人民币。这些经营性资产数量完全可覆盖政府政府现有与或有债务。但，道理虽明，实施不易，仅技术难题就极大。
其次，尽快开放市政债市场，允许地方政府独立发行债券。
现代金融市场实际上起源于政府公债发行。其实现代政府均是建立在债务基础之上的。通过公开市场借债与安排银行贷款制度差异，是现代国家的主要标志之一。政府在市场公开举债，将由市场给其信用定价。它包含对政府财政预算的公开和监督，是通过其债券价格“投票”产生。前期欧债危机明显表明这点。
应该充分考虑到未来地方财政的收支状况的危险程度。首先，土地财政不可持续。其次，土地金融不透明会产生诸多浪费与腐败现象、而且挤压实体企业正常信贷。第三，不能有效监督政府投资项目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若采取及时的措施也即更彻底市场化改革，不仅可缓解并化解金融风险，还会为中国经济未来塑造另一个快速而健康的经济发展模式。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