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涉嫌强奸杀人，36岁的杨波涛已在看守所度过了十个春节。十年来，他先后3次被商丘市中院判处死缓、死缓、无期，但又都因“事实不清”被河南省高院发回重审。被告人和受害者的家属在漫长的等待中都饱受煎熬，他们说：“只想尽快要一个结果。”
因发回重审带来的诉讼迟延，在类似的疑案中屡见不鲜，学界对此多有诟病。既然二审法院对“疑难”可以改判，也可以发回，为何在司法实践中高院极少采用改判，而多发回重审呢？这种选择的依据当然不是来自文本上的法，而是现实中的潜规则——“疑案”多有上访等伴生物，相对来说比较棘手，这让上诉审法院有了能推就推的利益考量。加之一审法院通常来说对案情更为熟悉，也更有条件查明真相，发回重审还能缓和与地方党政机关及下级司法机关的关系，使案件的处理有缓冲。这些综合因素使得发回重审在疑案的二审中成为常态。
这正应了那句俗语，“谁捅的娄子，谁堵上”。但这样的潜规则却并不合乎司法的价值依归。司法乃定分止争的制度设计，发回重审成为常态直接造成了司法的过分迟延。杨波涛案的三次发回重审就是典型，更有匪夷所思的个案，历经六次发回十余次审判，仍难终结。
面对疑案，二审法院完全可以通过法庭审理去主动查明事实。如果审理之后，案件仍然处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疑案状态，在法律上也不存在裁判障碍。“疑罪从无”正是处理这类案件的直接依据。
某些二审法院不愿遵奉“疑罪从无”对疑案予以依法改判，而习惯性采取发回重审。这恰恰说明，作为上诉审法院的监督职能在实践中被虚置了。这种将矛盾下放的做法，只会加速司法效率和司法公信的流失。
鉴于此，2012年刑诉法修订对此司法沉疴进行了制度校正。现行法明确了对因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而发回重审的案件，在原审法院重审宣判后，又进入二审程序的，二审法院“应当依法作出判决或者裁定，不得再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判”。这一修订，杜绝了“重审”再“重审”的可能性，也有助于在制度上督促二审法院更为积极、主动且慎重地履行审级监督的职能。
立法之弊消除了，接下来就要看二审法院在司法实践中能否积极践行。去年以来，司法领域内平反冤假错案备受瞩目，一些多年悬案在舆论的关注下也得到了纠正。但这并不表示，这一工作就可以告一段落了。“疑罪从无”等司法原则从来就不专属于某次运动，而理当成为日常司法遵循的圭臬。让公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当然也包括让杨波涛案体现出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