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河南鹿邑县法院，农妇武文英涉嫌故意杀人被审。她共有4个孩子，两个大的是脑瘫双胞胎，因身陷绝境，去年2月，她把农药瓶递给他们，致其死亡。而事发前1个月，媒体还报道了她照料脑瘫儿19年的事迹。案发后，全村人对外保持沉默。可10个月后，武文英选择了自首。（12月9日《新京报》）
都说“血浓于水”，向脑瘫双胞胎“痛下毒手”，有违亲情伦理，也触犯法律。按理说，这是人情所难容忍的，但武文英的间接“杀亲”行为，却赢得普遍同情：案发后，全村人为其守密，装作不知；她受审，逾千位村民联名求情，法官也动容叹息。
这无关法治观念淡薄，而是因“杀子”的悲情举动中，蕴含了抵达人心的情感分量：武文英含辛茹苦将脑瘫双胞胎拉扯大，对他们的“不抛弃，不放弃”，是以极度困厄为代价的。贯穿于惨剧始终的苦情元素，就是“贫困”：家徒四壁、4个孩子、2个脑瘫儿……遗憾的是，在此情况下，救助体系未能“眷顾”她一家。“毒杀双子”之举，成了她向无望现实的被迫妥协。这何其悲怆？
事实上，河南省3年前已实施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但在“主动上报”的机制下，囿于信息闭塞，村里没上报，武文英家庭也没申报，两个脑瘫儿没能进入当地残疾人救助系统。再者，脑瘫病症康复具持久性，故亟需长效性救助。可在多数地区，并无针对脑瘫儿童的特殊政策。因而其治疗成本，基本只能由家庭承担。
因不堪重压，葬送残障亲人命运的惨剧，并非仅此一例：2011年东莞白领韩群凤溺杀脑瘫双胞胎；2012年2月福建龙岩一老父亲为了死后不连累家人，将智障女儿杀死，都曾引起舆论波澜，发人深省。
而今，武文英的例子再次陷入情法纠葛：从法律看，她恐难免责；可于情而论，她丧子之痛还未抽离，就可能面临法律的惩罚，实在可怜。跳出个案本身，武文英也应成反思的引线：关于脑瘫对症保障的补缺，如“社会干预”与“福利补助”等；救助下沉的不打折扣……唯有如此，才能规避悲剧重演。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