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疑罪从无”，是完善人权司法保障之必须

　　最高人民法院11月21日上午发布《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的通知，提出改变“口供至上”的观念和做法，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冻、饿、晒、烤、疲等方法收集供述应当排除，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

　　作为刑诉法中明确的司法条款，疑罪从无原则之所以有再次被强调的需要，恰是因为其在践行过程中的不尽如人意。疑罪从无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阻力，主要表现在追求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上的失衡。如过分算计司法成本，以及命案必破等绩效观念，都分化了疑罪从无被执行的动力。这之外，刑侦审讯环节对于口供的过分倚重，也留下了漏洞。

　　“罪案有疑，利归被告”，之所以发展成为司法理念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象征，就在于，它进一步明确了较之于执法者和司法权力，任何个体都是弱势者这一基本观念。因此，无论是出于对司法公正的恪守，还是保障司法人权，践行疑罪从无都显得极其重要。围绕这个原则，这次意见中所提及的，改变“口供至上”的观念和做法，排除刑讯逼供等方法采取的证据，可以说都是必须而有效的外部保障。

　　在很多人看来，让一个具有“嫌疑”的人最终免予惩罚，依然显得不可思议，而对于司法人员来说，疑罪从无可能会被视为伤及司法尊严和效率。或也因为此，此次意见也强调了不得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并提出不能因舆论炒作、当事方上访闹访和地方“维稳”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裁判，其针对性很明显。当然，这一原则的精髓必须体现在从刑侦到审判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上，如对于律师权的充分保障，切实保障辩护人会见、阅卷、调查取证等辩护权利等等。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要求“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的背景下，重提落实疑罪从无原则，无疑是对上述信号的直接回应。这一原则的真正兑现，必将为人权司法保障提供更有力的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