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总体思路不断明确，但仍然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总的来说，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社会管理理念不够准确。
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的思想仍然十分突出。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仍然只是重视经济增长，招商引资、上大项目，追求GDP增长是他们的主要追求，对于社会民生建设缺乏兴趣和热情。盖楼堂馆所、公款接待、公款旅游、公款出国有钱，但办教育、医疗、发放工人工资却声称没有钱。很多情况下，等到社会矛盾突出、突发事件发生时，他们才会想起社会管理问题，临时抱佛脚。
重视强势群体权利、忽视弱势群体权利保障的现象仍然存在。不少人有意无意把服务和执法的天平，倾向了强势群体一边。在征地、拆迁、市容市政管理中，一些领导干部更多地考虑既得利益团体和强势群体的利益，对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的困难关注不够。一些城市不顾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恰当地提出“无摊贩”城市，大大地挤压了弱势群体谋生的空间。
管控思想严重、服务意识淡薄。社会管理本来应该管理和服务并重，但相当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习惯于“管”“卡”“压”，习惯于围、追、堵、截，习惯于没收财物、收费办证、罚款了事。社会管理人员对于被管理和服务的对象具有心理和道德上的优越感，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对于群众的需求和疾苦，缺少主动调查了解和上传下达。
社会管理主体不够多元化。
一些地方政府就像大保姆一般什么都想管，管了很多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项，“越位”“错位”现象、公共权力侵入私人领域的现象经常发生。社会管理领域仍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政事不分现象，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一些事业单位和行业组织实际成为官僚机构，成为“二政府”。一些本来应该由社会组织和市场解决的问题，政府却承担下来，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效率不高，很多矛盾集中到政府身上，出力不讨好。
与此同时，一些社会管理领域出现空白。有些事情没有人去管理，政府缺位，其他社会管理主体也缺位，使得一些地方黑恶势力乘虚而入，祸害百姓，破坏正常社会秩序。近年来，一些城市频繁出现的出租车罢运事件充分表明，一些群体的利益诉求无法正常表达，正当合理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群众越级上访数量始终高位运行表明，一部分群众的合理要求得不到有效回应，社会矛盾在基层政府难以有效化解。
社会管理方式不够灵活。
一是公民参与社会管理不够。由于对政府自身定位不准，对社会组织的作用认识不足，对公民权利缺少应有的尊重，一些地方在社会管理中，仍然存在着简单管理甚至粗暴管理的现象，社会管理主要采取单一行政干预手段，即政府凭借政权力量，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制定、颁布、运用政策和指令的方法，来实现国家对全社会的领导、组织和管理。很多时候，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程度仍然不高。
二是对传统社会管理资源和手段利用不足。传统社会中“皇权不下县”，基层社会更多的是依靠宗族和乡绅治理。乡规民约、社会习俗对于规范人们的行为、调节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特定的功能。但是，在社会改造的激烈过程中，这方面的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利用，缺少柔性化的道德教化、沟通协调。
三是社会矛盾纠纷调处解决的手段单一。虽然在形式上，我国已经建立了从调解、仲裁、复议、诉讼到信访、上访等一整套的纠纷解决渠道，但是，还存在渠道不畅通、公正无保障、效力未确定的问题。很多时候，人们“信访不信法”“信用不信理”。大量法院裁定后的案件又重新进入信访渠道，最终由领导人批示甚至包案才能“息诉罢访”“人走事了”。
社会管理法规不健全。
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法律，一些相关的条例和规范性文件，总体上数量少，层次不高，缺乏配套，有的可操作性不强，尤其缺乏问责与绩效评估体系。对于如何规范大量的信访行为，如何引导和利用社会舆论，如何引导和利用新兴媒体，如何有效管理城市，如何有效保障公民的社会保障权益，等等，都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
社会管理载体不够明确。
随着城市单位体制和农村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发达国家社会管理的经验表明，“社会人”最终要变成“社区人”，社区是实施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和最重要载体。我国的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有限，城市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对于社区事务的参与度不高；另一方面，大量的城市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基本上游离于社区之外，成为“漂泊的社会人”。
所有这些问题都说明，只有改变既有的管理模式，政府从大包大揽中抽身出来，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和公民自治的作用，才能真正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公众参与、社会协同”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