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作兵在杭州工作，是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医生，也是家乡绍兴诸暨市马剑镇上和村多年来走出的唯一一位博士，更是全村人公认的医学专家。2011年4月，陈作兵所在的医院为他78岁的父亲陈有强进行会诊，确诊其腹膜恶性间皮瘤晚期已全身转移，无法治愈。如果选择化疗，最多延长几个月生命，但会带来脱发、无力、食欲不振等副作用。陈作兵认为，虽然化疗可能延长一些时日，但副作用会使病人缠绵病榻，降低生命质量。父亲虽然放弃治疗，但在临终前一年做了所有想做的事，了无遗憾地平静离去。他敬佩父亲的勇气。可是，很多人批评他身为医学博士却放弃救治父亲，是“不孝之子”。（7月31日中国新闻网）
既然以救死扶伤为天职，那么，“与死神争分夺秒”，“从死神眼皮地下挽救生命”，似乎才是医生的本分。在各类影视作品甚至现实生活中，对于插满导管的身体，切开气管上呼吸机，强力的心脏起搏，类似的抢救场景与套路，不仅被人们耳熟能详，视作理所应当，甚至不如此便不足以证明在抢救生命这件事儿上尽了力，没有穷尽所有可能，使出浑身解数，便放任生命逝去，更是成了对生命的大不敬。
不仅如此，亲人之间不仅骨肉相惜，因为亲人之间有着更多的爱，也便有了更强的生命关联，于是，不愿让亲人逝去，竭力挽救亲人的生命，似乎也成了最起码的人之常情。对于子女而言，是不是舍得花钱，为弥留之际的父母延长哪怕是一点点生命的长度，甚至成了评判孝心的一杆标尺。相形之下，一位与医学打交道长达23年的医学博士，面对恶性肿瘤晚期的父亲，不去用尽医疗手段与死神争分夺秒，反而拒绝了临终治疗，坐视生命的流逝。乍一看来，这不仅有违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伦理，更是对亲情伦理的违逆。
的确，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亲人逝去留下的痛苦，注定了面对死亡，人们很难从容应对，尤其是亲人的死亡，更是无法保持淡定。于是，竭尽全力，穷尽手段为弥留的亲人延续生命，也便成了对抗死亡、减轻心灵痛苦甚至负罪感的唯一方式。不过，这样的穷尽一切医学手段，使出浑身解数，即便能够让肉体的生命体征得到一定时间上的延续，但这究竟是对生命本身的敬畏，还是因为心理上对于死亡的抵触和恐惧，而让生命在其弥留之际不得安宁，甚至不得不承受额外的痛苦呢？
事实上，在死亡这个命题上，首先应该明确的常识是，生老病死本是自然规律，无论医学怎样进步，人总是难免于死。相比一味的厌恶和恐惧死亡，人们其实更应去了解、学习如何与死亡和谐相处。毕竟，死亡本身也是生命中的一个必经历程，其关键性甚至不亚于“生”本身，真正意义上对于生命的敬畏，当然不能也不可能把这一关键环节剔除出去。某种程度上，不能正视死亡，无法接受生命的逝去，其实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对于生命的敬畏。
当然，一定会有人问，莫非在死亡面前，医疗就改束手无策，作壁上观吗？事实上，假如认为医疗仅仅是延续肉体甚或心跳、呼吸这类生命体征意义上的生命，这的确是对医疗救死扶伤的误读。医疗的根本目的绝非延续体征意义上的生命，而是真正有尊严有质量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假如根本无法维持生命应有的尊严，使用医疗手段去和死神争夺生命，其实是对自然规律的违逆。而从生命的尊严本身来看，也应包括死亡的尊严，弥留之际，不能安静的离去，却被插满了导管和呼吸机，还要承受心脏起搏器冲击，即便能暂时延长一下生命体征，恐怕也很难说是尊重了逝者的生命尊严。
基于上述视点，尽管救死扶伤乃医者天职，但是，从医学伦理的角度来看，同样需要尊重生命规律，敬畏包括死亡在内的一切生命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医学博士拒绝医治临终父亲，让老人安静离世，其实无关见死不救，而更应引发有关生命与死亡，乃至医疗伦理的思考。相比被插满导管的身体，“最后一定让你安安静静没有痛苦地走”，“不要打扰他，让他安静地离开”，究竟谁更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在生命与死亡这些自然规律面前，医疗手段的确应该承认其局限，而不是在在延续生命体征上逞能。
真正意义上对于生命的敬畏，其实绝非追求医疗意义上的“救死”，而更需学会如何对待和正视死亡这一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环。一言以蔽之，让生命免受骚扰，安静的离去，或许才是对生命的真正敬畏。
（责任编辑：李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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