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种迹象表明，新一轮化解产能过剩浪潮即将到来。本轮产能过剩的背景决定了在对待产能过剩问题上，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有关方面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惟GDP是举”的政绩考核、官员选拔思路，才能根治产能过剩顽疾。
数据显示，1-6月全国累计生产粗钢3.9亿吨，同比增长7.4%，产量创历史最高水平。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近些年伴随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急剧扩张，各种产量屡创新高的消息几乎每月都会见诸报端，随之而来的便是产能利用率下降和产能调控的到来。2004-2013年10年间，钢铁、水泥行业的日子并非一直难过。过去10年中国GDP一直保持8%以上的高速增长，特别是在4万亿投资刺激下，各地大上房产和基建项目，对钢铁水泥的需求有增无减。因此，产能过剩问题虽一直存在，却不停地被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一点点消化和掩盖。
虽然产能过剩是老话题，但当前语境却发生了根本变化。首先，国内宏观经济已由快车道上驶下，可以预见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会逐步减速，这将导致国内需求放缓；其次，世界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依然乏力，外需收缩；第三，产能过剩不仅停留在钢铁、水泥等传统行业，现在已向光伏、风电等新兴产业扩散。更重要的是，多年不顾代价追求增长，使高污染行业产能过剩严重的同时，更导致大气、水源、土壤等生态环境不堪重负。
有鉴于此，此轮产能过剩调控，既不能再指望巨额投资消化产能，也不能指望通过外需将产能转移出去。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无论是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还是“美丽中国”的生活质量，都会受到严重拖累。
有关部门显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工信部日前公告19个行业落后产能企业名单，由发改委与工信部牵头制定的化解产能过剩矛盾总体方案也已成稿。即将公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也将对淘汰钢铁、水泥等行业落后产能重拳出击。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仅凭文件来调控产能，力度和导向性显然不够。
现行经济体制下，大投资和大项目都是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完成的。一般性项目，也需要地方政府审批。去年底湛江市长亲吻钢铁项目批文，就是这一增长模式的典型写照。按常理说，去跑项目的应该是企业，但在中国，地方政府往往在经济发展中越俎代庖。每一个地方政府就像一个公司，市长就像CEO。
客观地讲，中国经济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确实得益于这种体制下各地“公司”与“CEO”们之间的竞争。GDP、税收和就业，是刺激地方政府投资的动力。钢铁、水泥、造船等基础行业，正是产生GDP、税收和就业的重要来源。因此，对“公司”业绩最大化的追求，虽然在某一特定区域内可能是理性的，却会导致全国范围内的集体非理性。（下转A02版）
（上接A01版）区域内理性，带来了经济高速增长，全国范围内的集体非理性，则带来了产能过剩和其他问题。有鉴于此，根治产能过剩的着力点，应是通过一系列制度架构去改变地方政府“盯住GDP”的短期行为方式，不妨从以下几点突破：
首先，改革政绩考核和官员晋升标准，不再将GDP作为提拔官员的主要标准，要逐步加大民生、环保等标准所占的权重。诸如人均收入、人均住房面积、人均绿地面积、能源消耗指标、空气与水质量指数、群众满意度等多维度指标，都应纳入政绩考核目录之中。
其次，建议通过立法形式，将各地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固定化和法制化。在立法过程中，建议以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为依据，对全国不同主体功能区，采取不同政绩考核标准区分对待。例如，三江源地区的官员，首要政绩应该是确保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安全，只要这一点做好了，同样可以跟其他GDP大省的官员一样，获得晋升机会。
第三，进一步优化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分配，在增加地方事权的同时，给予地方相应的财权，以此弱化地方政府投资冲动。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对定义为非工业功能区地方的财政补贴力度，并不对这些地区设立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
政绩考核是香蕉，地方政府是大象，但通过香蕉引导大象朝哪里走，关键还是要看骑象人想走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目前看来，那条依靠投资拉动的高污染、高产能、高增长的“三高”道路，肯定是走不通了，摆在面前的只有一条兼顾经济质量与生活质量的“美丽中国”之路可以继续走下去。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