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限将至时，是选择插管、上呼吸机等竭尽全力地去挽救生命，还是放弃一切生命维持措施，有尊严、无痛苦地死亡？据悉，北京已经成立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对此，北京市卫生局表示，“生前预嘱”概念在我国并无法律明确支持或禁止，卫生行政部门将“观察”其效果和发展，并对该协会在法律范畴内的运行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7月30日《京华时报》）
前段时间，一篇题为《美国医生得了绝症，为什么会放弃治疗》的文章流传甚广。文章中说，几乎所有的医务人员在工作中都目睹过“无效治疗”。所谓的无效治疗，指的是在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采用一切最先进的技术，来延续其生命。病人将被切开，插上导管，连接到机器上，并被持续灌药。这些情景每天都在ICU（重症监护病房）上演这种折磨。有很多医生明确表示：“答应我，如果有天我也变成这样，请你杀了我。”文章结尾时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假如死亡也有一种艺术形式，那它应该是：有尊严地死去。”
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不惜一切代价延长病人的生命——哪怕只是一秒钟，是医护人员特别是病人家属义不容辞的责任。果真如此吗？生命当然是最可宝贵的，但生命除了时间的延续，是否“有尊严”也是生命质量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不惜一切代价延长病人存活时间的过程，往往成为增加病人痛苦甚至剥夺病人尊严的过程。那些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临终抢救，真的每一次都有必要吗？
是否对重症病人放弃临终抢救，跟备受争议的“安乐死”有点类似。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些领域不再是禁区，应该允许讨论、允许争议，也应该允许朝着更科学更合理的方向转变。一方面，要充分尊重病人本人的意见，谁的生命谁做主；另一方面，还要从制度和立法上对相关程序进行规范，保证病人的自主选择权不受干涉。“尊严死”（即我们常说的“善终”）既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