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数据近期相继出台，显示宏观经济总体平稳，有喜有忧。内需平稳增长令人欣喜，但外需不振、出口下滑令人担忧；物价涨幅同比回落，通胀压力趋缓令人欣喜，但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持续低迷，对企业效益的影响令人担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令人欣喜，中小企业面临的重重困境令人担忧；新能源汽车、信息消费、服务业等领域生机勃勃的发展前景令人欣喜，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严重产能过剩令人担忧……
透过这些高高低低的数据，我们既看到当前经济增长动力与下行压力交织、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并存，显示出宏观调控面临多个“两难”；也看到在传统动力日渐衰减的同时，新的引擎正逐步发力，并有望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表明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正进入关键阶段、面临新的契机。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形势下，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理性认识增长阶段转换的新趋势、新特点，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在稳增长、调结构中寻找新的平衡点，选准改革突破口，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更大动力，为长远发展清除诸多风险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正逐步转向中速平稳增长。清醒认识这一趋势，科学把握新的特点，对做好当前经济工作十分重要
在一系列数据中，最受关注的是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二季度的10.3%逐步放缓至今年二季度的7.5%，引发了诸多议论。有观点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速放缓是短期回调，是景气循环周期的一个阶段，相应采取扩张性宏观政策，就可以使经济列车重回高速增长的轨道。
但是，更深入地观察经济运行的趋势和变化，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近几年，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已经出现“拐点”，加上经济结构调整提速、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空间缩小、基础设施投资潜力下降等条件的变化，使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能力有所降低。由此分析我们的一些现实情况，无论是劳动力、资源成本快速攀升，还是产能过剩、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都不是短期周期性问题，而是经济发展到新阶段后面临的长期问题。在经济潜在增长能力有所下降的前提下，继续追求过快的增长速度，不仅违背经济规律，而且会加剧已有矛盾、带来诸多风险。
增长趋势放缓将是我国经济新常态，对于这一变化，我们大可不必惶惶然、茫茫然。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的体量很大，即便增速放缓，新的增量仍将逐年保持上升态势。加上人口条件的变化，尽管目前就业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但提供的就业岗位还是多于求职人口。去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8%，是1999年以来的最低值，仍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266万人，创过去9年的最高水平；今年一季度新增就业342万人，又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万人。随着就业压力及担忧的减轻，经济社会对速度放缓的容忍度也将明显提高。
历史地看，潜在增长率自然回落，经济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速平稳增长期过渡，是现代国家经济发展的普遍走向。在各国工业化进程中，一批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如德国、日本、韩国等，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增长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增长速度的回落，平均降幅达30%左右。这是客观环境、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使然。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如果继续追求过快的增长速度，甚至不惜用政策“推高”，不仅违背经济规律，而且会加剧已有矛盾、带来诸多风险。
潜在增长率标志着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水平和长期趋势水平，因而不背离潜在增长率的速度就是“好的速度”，这是符合实际的、科学的“速度观”。高速发展并不意味高枕无忧，过快的发展速度使我们牺牲了大量劳动力福利、付出了极大的环境资源成本，也积累了不少财政金融风险，代价高昂，有时还会得不偿失，加剧供需失衡，甚至形成经济泡沫化。当然，发展速度并非越慢越好，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也会给居民收入增长和人民生活带来困难，使财政收入、企业经营受到影响，进而制约经济结构调整、社会事业发展，以及社会保障等功能的实现。
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一些国家在这一时期曾出现较大的经济社会波动，其原因在于：经济增速回落容易使人们的预期产生混乱，情绪起伏较大；短周期变化与中长周期变化叠加，很多信息相互矛盾，容易错误判断形势，导致政策失误；政府、企业及社会各行为主体也容易从习惯出发，因路径依赖而调整滞后，等等。这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和重点研究的。我国经济此前一直是速度效益型，一旦速度回落过快，长期积累的财政、金融、产能过剩等潜在风险就会突出显现，有可能引发经济大的起落。这几年我们一直讲“稳增长”，在增长阶段转换的特殊时期，“稳”的重要性凸显，同时有效保持必要的、可能的增长速度，其难度也随之加大。
最近公布的PMI（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有所回落，PPI（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环比双双下降，外贸进出口数据疲弱，反映了当前产能过剩问题严重、外需持续不振、实体经济困难。而此前的流动性紧张、地方融资平台问题等，也可能引发金融领域局部风险。对此，务必加强监测分析，密切跟踪经济运行中的新情况新变化，关注各种风险和问题的演变，确保经济增速平稳。能稳住，宏观经济不出现大起大落，就是重大的成功。
抓住增长阶段转换的历史机遇，在不停顿的“升级”中成功跃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是对“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力量”新的重大考验
经济增长速度高到一定程度后放缓，增长的动力机制也将发生相应改变，由此引出的问题和任务就是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从国际经验看，在增长阶段转换时期，经济的最大特点是速度“下台阶”、水平“上台阶”：生产结构中的农业特别是制造业比重明显下降，服务业比重明显上升，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主要动力；支出结构中的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明显上升，消费成为需求增长的主体；收入结构中的企业收入占比明显下降，居民收入占比明显上升，经济增长将更多地依靠技术进步和创新。同样，我国经济结构也将发生这样的变化，并在特殊国情、特定转轨条件下实现特色化变迁，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城镇化。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2.57%，与发达国家70%的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未来几十年内，城镇化的持续较快发展必然拉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快速增长。从投资需求看，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将继续扩大，房地产投资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资也会相应扩大。从消费需求看，如果农村富余劳动力连同家属能够转入城镇，将有3亿人至4亿人由农民变为市民，必将显著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工业化。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但是，一方面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水平差异较大，一方面地区工业结构在技术水平、产品层次上明显雷同，有待优化。我国工业化仍然有很大发展空间，特别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动下，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将极大提高我国工业化的水平和效率。
——消费升级。当前，城乡居民对文化、环境的需求明显增加，对公共产品、社会服务的需求大幅上升，绿色产品、保健产品和服务产品受到广泛欢迎，旅游消费、文化消费和信息消费等快速增长。特别是信息消费，权威部门测算，到2015年，内地信息消费规模将超过3.2万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新增产出逾1.2万亿元。
预测表明，实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将释放出64万亿元的购买力。这一庞大的内需市场，使得消费产品与服务、科技、农业、医疗保健和金融服务等几大领域充满机会，将成为引领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
——技术创新。从研发投入、研发人员数量、专利申请、产业发展等指标看，我国当前的创新水平比主要发达国家落后约30年。但从增长阶段来看却并不落后，与发达国家在历史相同阶段的创新水平基本相当，有些指标还有明显超越。随着体制完善和要素资源的充分利用，创新在未来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将带动我国经济进入创新驱动阶段。
此外，我国还有远未得到充分发挥的资本潜力、劳动力潜力、土地潜力等等。让这些潜力源源不断地焕发出来，把即将丧失“资源红利”的风险扭转为赢得“创新红利”的机遇，成功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将奠定未来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格局的基础。这就意味着，我们将在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实现更好的发展质量、更高的投入产出效率、更富活力的市场经济，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在不停顿的“升级”中成功跃过“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这是对“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力量”新的重大考验。
综合地看，增长阶段转换、经济增速放缓，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进入了“衰退期”。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但其内涵和条件发生了一些新变化，集中体现为——在更高的发展起点上，机遇前所未有，风险挑战前所未有。
辩证地看，危与机、利与弊都是相对的，且在适当的条件下都是可以转化的，关键在于应对是否得当，改革是否到位。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就能更好地迎接增长阶段转换中的机遇与挑战。
深化改革，需要围绕新的增长点重点突破，在“顶层设计”与基层摸索有机结合中协调推进
回顾这些年的历程，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发展过多依靠投资拉动等深层次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制约转变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弊端还没有消除。例如，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与提供公共服务职能缺位并存；财税体制对转变发展方式的激励约束和导向作用不足；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的体制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等等。没有体制上的重大突破，适应更高水平的经济结构不会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只有破除制约新的增长潜能释放的种种障碍，形成适应经济“升级版”、推动经济“上台阶”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任何成功的改革，都是凝聚共识进而调动各方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当前，形势逼人，不改不行，人们已普遍感到改革正在与时间赛跑，不改革就无法创造新一轮“制度红利”，无法释放经济社会中蕴藏的巨大潜力，无法顺应增长阶段转换的要求、抓住新时期的战略机遇。可以说，“要不要改革”已无疑义，而“改什么”、“从哪改”、“怎么改”需要进一步增进共识。推进一项改革通常涉及多方利益调整，化解一种矛盾可能触及诸多其他矛盾，不同群体有着不同诉求，成为当下制定改革策略、确定改革突破口的难点所在。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无论是1978年农村改革破题、1984年城市改革启动，还是1993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起步，其改革策略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点。一是改革首先要有增长效应，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增长，特别是在每一轮改革的初期尤需如此，否则改革难以得到社会的有效支持。二是抓好关键环节，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加上必要的配套改革，使新体制、新机制能够继续有效运转，把增长潜力持续不断地挖掘出来。例如，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家庭承包经营为突破口，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搞活国有企业、扩大企业自主权为重点，使生产力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后，致力于创造环境和条件，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经济的成长，在其发展到相当水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社会的运转时，开始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事实证明，这些改革策略不仅大大减少了阻力，而且使改革与增长相互促进，值得借鉴。
我们同时也要看到，经过了30多年的不懈探索，好改、易改、见效快的改革都已推进得差不多了，留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比如价格改革，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已由市场决定，但在能源资源、公共事业、环保收费等领域，价格不合理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再如财税金融体制和投资体制改革，那些影响经济发展方式顺利转变的问题不改不行，但其间又牵涉十分复杂的矛盾和利益关系。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勇气和智慧统筹谋划改革思路和举措。
围绕新的增长点、抓住新阶段改革的关键任务，实现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统一，是成功释放新一轮制度红利的关键。从市场层面看，重点在于继续推动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以土地、户籍、金融、价格等领域的改革，促进土地、人力、资金、资源等生产要素更顺畅地流动，实现更高效率的配置和利用。从政府层面看，重点在于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把应该交给市场、企业、中介机构的事情交出去，政府则集中精力抓大事，将工作重心转向公共服务，努力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从企业层面看，重点在于形成有利于产业升级、创新驱动的体制和政策环境，营造公平竞争、激励创新的良好氛围，切实做到各类企业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不断夯实和壮大实体经济。
实现重点突破、协调推进，是推动新一轮改革的重要路径。继续深化改革，需要解决的大多是涉及面广、配套性强、利益关系复杂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按照抓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思路，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领域及环节作为重点和突破口，确定推动改革的有力支点。当前正在深入推进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支点；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是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支点；通过促进就业创业、调整收入分配等措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理顺投资与消费关系的支点；深化土地、户籍、公共服务改革，是理顺城乡关系、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支点……同时，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既相互制约又紧密联系，也就决定了改革必须由点及面、稳步推展，相互配套、循序渐进，把促进改革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坚持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统一。这是所有改革的一条底线，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所在。
深化改革离不开“顶层设计”和基层摸索的结合。顶层设计，看的是全局，画的是“路线图”，发挥的是制度优势；基层摸索，摸的则是社会脉动、发展规律，通过宏观统筹加以比较、鉴别、优化、提升，经过试验再加以推广。二者有机结合，才能使改革更具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在历史的新变局中破除旧的体制弊端，建立并适应新的规则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基层调研时指出，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把握好五个重大关系——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研究好、回答好这一新课题，其思路和智慧蕴藏在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之中，蕴藏在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提出的客观要求之中，蕴藏在党内外对改革开放的各种意见和建议之中，蕴藏在地方、基层和群众作出的有益探索之中。千条万条，如果要集中为一条标准，那就是“人民利益至上”。我们应当始终牢记，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30多年来，我们的各项改革一直与尊重人的权利、调动人的积极性密不可分。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符合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就能够赢得最广泛的支持、获得最长久的动力，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创造更加辉煌的中国时代。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