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无论是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冲击，还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再三强调的要“盘活货币存量”，其背后值得思考的问题，表面上看是银行业务模式中的资金错配风险，实际上应该是如何使实体企业的投资效益提高，金融支持的项目能够有稳定的回报，从而使资金使用能够更有效率。
可以看到，在社会生产与投资中，国有企业仍然直接或间接发挥着主导作用。要真正从实体入手解决金融体系存在的扭曲和弊端，也就离不开国企的深入改革问题。事实上，今年以来，国企再次成为公众讨论和关注的焦点。据媒体报道，在2012年的上市公司中，中国远洋等前十名亏损企业的总亏损为497.24亿元，全部为央企或地方国企。虽然它们都是钢铁和资源类企业，亏损也部分归因于经济下滑与行业周期低谷，但仍引起各界对于国企的质疑。此外，由国资委牵头拟订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已经基本成型，并已向国务院汇报，旨在新形势下重新对国企进行战略定位。
进入新世纪的国企改革不断深化，伴随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及经济高速扩张，占据了优势领域的国企经历了黄金增长期。2003年到2011年间，全国国企净利润年均增长25.2%。面临国际金融危机与国内经济转型的挑战，2012年以来的国企利润增速开始下降，不同行业的盈亏分化也再次加大。
不可否认，国企在投资扩张型的经济模式中，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的历史上，都是如此。即使是经历了多轮私有化之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仍燃起了美国所代表的“拯救型”企业国有化思路。在我国，控制国企规模的关键，在于从市场“准入”与“退出”两方面做文章，通过允许民营资本的进入，构建公平竞争环境，给竞争失败的国企提供“退出机制”，以此来实现国企与民企的均衡结构形成。
国企改革经历了这么多年，现代化的企业治理结构表面上已基本建立起来，但仍然“形似神不似”。归根结底，国企管理机制改革的关键已不在其内部，而在其外部环境。推进改革的切入点，仍然是“政企分开”。
2010年的一项统计表明，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有768家聘请了前政府官员甚至现任官员作为公司高管，总数达到1599人，占A股全部3万多名高管总人数的比重达到5%。而国企容纳前官员的占比超过7成。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涉足铁路产业利益链的33家上市公司高管中，有37名曾在铁道部或其他政府部门任职。此外，国企独董更是退休或离任官员的重要平台，诸多官员背景的独董都曾与企业有过领导和管辖关系。
中央到地方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真正成为“紧箍咒”，而不仅是在国企与国资委的条线内资金“流转”。以2012年为例，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为970.83亿元，支出为929.79亿元，基本还是用于国企各项支出，再加上各类政府向国企转移的直接或间接补贴，实在难以看出国企盈余对于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的直接贡献。考虑到2012年国企累计实现净利润1.6万亿元，则其上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也只是形式上的“杯水车薪”。同时，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也逐渐出现两极分化。今年一季度国企累计实现利润总额5137.3亿元，同比增长7.7%，其中的央企为4048.7亿元，同比增长16.5%，地方国企为1088.6亿元，反而同比下降16%。实际上，更多的地方国企或者成为行政干预的牺牲品，或者成为吸取财政补贴的大户。这些都是典型的缺乏制度约束，以及公共部门预算失控的体现。
除了国有产业资本之外，巨额的国有金融资本运营更如同“黑箱”，谁也摸不清公共部门整体上的国有金融资本规模、收益和风险状况。由此来看，跳出部门和系统利益来完善预算监督，增强立法和公众的外部监督，是新时期国企改革更为重要的着眼点。
目前，政府和学界都开始考虑为国企改革重新奠定法制基础的迫切性。金融四十人论坛日前发布《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课题报告，建议通过制定《国有资本战略布局法》，对国有资本投向的行业和领域进行分类，并保障公平竞争。而国资委则动议修订《国资法》，旨在“一统”国有资产出资人身份。需要注意的是，国企制度改革的核心，应该是放权让利、政企分开、公开透明、健全约束等，如果还停留在对政府如何更好地“管人管事管资产”的观念和追求，则仍然难以跳出既有的路径。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