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期校园性侵案频发，《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规定（草案）》新增“防性侵教育”内容，但其执行力度遭到质疑。草案中“家长不得让未满10周岁的子女独处”的规定同样遭遇惩处力度不足难以有效施行的问题。（6月26日《广州日报》）
国家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儿童权益保障法，各省、自治区也相应制定了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但是大都立足于程序层面作出一些粗线条规定。近年来，一些地方试图通过给立法打“补丁”，对一些具体行为作出禁止规定。比如，2011年，河南省将“不满12岁不得坐在副驾驶位置”、“不得将未满7周岁的孩子长时间单独留在家中”等，写进了地方《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让父母懂得该如何照顾与保护孩子，在细化方面这是一个进步。
但是，环顾这些立法，给人两个感觉：一是具体行为的相关规定缺少系统性。未成年人的保护，涉及家长、学校、社会方方面面的责任和义务，应当有细致的操作手册。比如虐待，哪些行为属于虐待应逐项枚举；又如防性侵，跟别人交往禁止哪些行为应明晰等等。
这么多年，与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个案很多，只要对这些带有典型意义的个案逐一剖析，完全可以设计得更细致、更实用。单纯地打补丁，临时动议，如时下女孩遭性侵严重，就列入条文，尽管必要，但不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二是这些禁止的条款缺少强制性，即违规了如何处理，尤其是涉及父母的一些照顾义务部分，父母不执行，怎么监督管理与惩处？而且，父母被惩处孩子谁来照顾？一者我国尚没有剥夺监护权的司法制度，二者现有公共服务体系也不具备承担监护的能力。
保护未成年人不能总在条文上打“补丁”，在强调责任时高高举起，而追究责任时却轻轻落下，无法落到实处。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应从结构上作出系统调整，才可能为具体条文设计和地方跟进创造条件。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