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企业家甘连舫在全国政协会议分组讨论时呼吁，提高个税起征点。同组的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宋兰现场回应，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000元已经让纳税人从9000万人减少到3000万人，继续提高起征点没可能。（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3版）
适当提高个税起征点可以增加公民可支配收入，但这种提高并非越高越好。当超过一定的标准后，受益人群会迅速减少，违背了调节收入分配的初衷。因此，个税起征点不能盲目提高，必须科学合理地调研论证，寻找最佳平衡点。
当然，随着财政实力的增强，国家有必要也有能力让利于民。不过，减轻纳税负担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正如宋兰所言，“关于税制改革问题不能分割单列，应该统筹考虑”。事实上，与起征点相比，现行税收体制中有更值得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比如，按照家庭征税。必须看到，贫富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来自个人收入，而是来自家庭收入。让家庭负担重的人少交税，让家庭负担轻的人多交税，以确保低收入家庭生活必需品开支，这才是让穷人活得体面有尊严的制度安排，也更符合税收的公正透明原则。相比按个人纳税，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的税制更人性化，可以充分考虑一个家庭的实际支出情况，公平地衡量纳税人的纳税能力，有助于发挥个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
比如，消除重复计税。前些年，单位发给员工的月饼被征收“月饼税”一度引发争议。质疑的焦点就在于月饼价格中已经包含了17%的增值税以及一定的营业税，这部分被转嫁的税款却又被当做员工的收入进行重复征税。中国政法大学财税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教授指出，既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又征个人所得税的复合税制，在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缩短贫富差距方面的作用有限，并带来了隐性税收、重复缴税的问题。如果减低或取消商品流转税，能够有效降低企业负担，增加员工税前收入，同时推动物价下降，减轻民生成本。
再比如，监管隐性收入。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研究税收领域后得出结论，在制度顶层设计有缺陷的情况下，拿死钱的普通工薪族被一网打尽，而有各种“活钱”收入的人则逍遥自在，有各种手段避税。相比发达国家税务机关有自己的信息情报系统，能分门别类掌握重点人群的收入，国内税收征管手段落后，信息不对称，导致高收入逃税的现象十分严重。2009年，全国仅有近269万高收入者自觉进行了纳税申报，共缴纳税款1384亿元，只占个税收入总额的35％左右。当下，亟待改变这种劫贫济富的“逆向调节”，建立严密的监控网络和信息共享机制，让灰色收入阳光起来。
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呼声，固然存在个体趋利避害的感性因素，却也反映了公众关于税收减负和公平负担的民意期待。有关部门除了直言“没可能”，还需对于“有可能”的地方多动些脑筋，推动税制改革，回应公众的合理诉求。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