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中华文化，不仅要有文化建设的新蓝图，不仅要有奔向未来文化发展辉煌前景的决心和信心，而且也不能忘了对于历史文化资源的继承。2012年逝世的几位文史大师，为振兴中华文化梦想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们学识渊博，心胸宽广，贡献卓著，在辞旧迎新的年终时刻，我们更追忆和怀念这几位文史大师，他们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在文史学术方面的巨大贡献是我们振兴中华文化的宝贵资源！
3月10日，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朱维铮先生病逝，享年76岁。
朱维铮（1936-2012）先生治学严谨、功力深湛、涉猎广泛，是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史、中国史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中国近代史等多个领域的著名历史学家，他学术成果卓著，享誉海内外。朱先生早年师承于陈守实、周予同先生，继承了复旦优秀的史学传统。
早在1980年代，朱维铮先生就是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开拓者和建设者。他参与主编《传世藏书》经学与经学史类文献，担任《儒藏》经学史类文献整理的主编。他提出了富有创见的观点，如：经学史是中国中世纪的统治学说史，经学演变有明显的“学随术变”特征，经学史与我国边疆历史有复杂而密切的联系等。能提出这样观点，非是功底深厚，慧眼独具不可。朱先生主持建立了全国首个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在思想文化史领域锐意开拓，成果丰硕。他和庞朴教授合作主持编辑了《中国文化史研究丛书》28种，具有学术里程碑意义。他倾三十年之功撰写了《走出中世纪》（1987）、《走出中世纪（二集）》（2008）等著作，功力深湛，见解独到，思想清新，此书出版不久即被译成英文，在国际学界产生很大反响。
朱维铮先生还非常重视明末以来传教士与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蜕变及其在传统政治演变过程中的作用。他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的中西交通史、基督教在华史、宗教史等领域的研究，也为晚明以来的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研究引入了新视角。
1993年，他主持召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会后编辑出版了《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一书。他还先后主持了《马相伯集》（1996）、《利玛窦中文著译集》（2001）、《徐光启全集》（2011）等重要文献的整理出版，为相关领域研究奠定了权威性的资料基础。他与钱钟书先生合作，主编了《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一辑十种，1998），并为每种著作撰写长篇导论。他还撰写了文化史普及著作《音调未定的传统》（1995）《壶里春秋》（2002）等。
如此聪慧博学的史学大师的逝世是中国史学界的巨大损失！我们非常怀念他！
4月6日，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守常先生逝世，享年91岁。
张守常先生早年就读于北大的第二年即从英文系转入历史系，求学时即兼教职。1953他年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之后在那里坚守教学岗位长达60余年。他先后从事历史教学法、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史料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于史学研究和近代史的学科建设等贡献卓著。张先生真诚忠厚，治学严谨，学养深厚。他的著作《太平天国北伐史》、《中国农民与近代革命》、《中国近世谣谚》等是相关学术领域的名著。他是《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的编纂者，也是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作者。他关于北洋军阀方面撰写教材出版后倍受赞誉。
国人对近代史的了解，能反思近代史中国的艰难挫折，张先生的近代史研究给人的启发平颇多，在国家走向富强的征途中，我们更加怀念他！
5月14日, 中国古建筑学家、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原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教授罗哲文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
1940年罗哲文先生考入中国营造社，1946年即随他的老师、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进入刚成立的清华大学建筑系。1950年罗先生成为国家文物局最年轻的古建专家。之后，他全身心投入到北京古建筑的修护中，修长城、保团城、转移清音阁，维护紫禁城……。
罗先生走遍祖国大地，考察各地古城，全中国100多个国家级的文化名城，每一座他都亲自考察过。1985年，罗哲文先生和侯仁之、郑孝燮、阳含熙等在全国政协提案，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申报工作，使长城成为了被保护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他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早在1952年，郭沫若提出修复长城，当时才28岁的罗哲文就担起重任，每天骑着小毛驴上八达岭勘察，反复斟酌后拟定了维修规划图，之后他一直在为维护长城作贡献，直到2003年，已是年近八旬的罗先生还参加了对汉长城遗址、楼兰古国遗址等的考察，并穿越了被称为 “死亡之海”的罗布泊。罗先生曾任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长城学会副会长、中国紫禁城学会的名誉会长等。罗先生留下了很多杰出的著作，如《中国古塔》、《中国古代建筑简史》、《长城》、《长城赞》（已录入北师大版小学课本中）、《长城史话》和《中国帝王陵》等。
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曾撰文说：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能有今天的成就，除国家昌盛、政通人和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得益于一批能人志士为之鼓呼奔走，罗哲文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这位古建筑界和中国建筑文化史研究的泰斗级人物的逝世，是国家的大损失，希望后来者能继承和学习罗老的精神，保护和维护好中国的古建筑。
5月31日，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诗人、书法家周汝昌先生逝世，享年95岁。
周汝昌先生是我国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学术界认为，他是继胡适等之后，新中国研究《红楼梦》的第一人，是享誉海内外的红学考证派主力和集大成者。
周先生曾就学于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中文系研究院，后来，他先后任燕京大学西语系教员、华西大学与四川大学外文系讲师、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编辑、中国作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曹雪芹学会荣誉会长等。他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首批终身研究员。
周先生研究语言，探讨诗词理论，研究红学，还专注于中外文翻译，他吟咏诗词，研究书法等。1953年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了周先生的《红楼梦新证》（40万字），三月内连销三版，这是他红学研究的第一部力作，也是红学研究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是近代红学研究的奠基之作。上海三联书店 2008年6月影印出版了该书，后又周先生又将该书增订至80万字，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
周先生著作等身，有60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其代表性的著作有：《石头记鉴真》（20万字）、《红楼梦的历程》（11万字）、《恭王府与红楼梦》（20万字）、《红楼别样红》（26万字）、《曹雪芹小传》（20万字）、《红楼梦与中华文化》（18万字）、《范成大诗选》（22万字）、《杨万里选集》（28万字）、《书法艺术答问》（8万字）等。
周先生曾有诗云：“聪明灵秀切吾师,一卷《红楼》触百思。此是中华真命脉,神明文哲史兼诗。” 这可谓是道出了他一生与《红楼梦》深厚之缘。
红学巨星陨落，留下了学术光芒，依然照亮着红学的路。
6月7日，:台湾史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何炳棣先生病逝，享年95岁。
何炳棣先生1934年就读于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师承于蒋廷黻、陈寅恪、冯友兰等名教授，1938年大学毕业，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员。1944年考取第六届庚款留美公费，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及及西欧史。1952年他以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英国的土地问题、土地改革运动及土地政策为题写博士论文，获颁博士学位。1948年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63年转往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1965年任芝加哥大学汤普逊(James Wesffall Thompson)历史讲座教授。1935年-1946年任国立暨南大学校长，1966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79年获选为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1997年获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高级研究员(院士)。由于学术贡献厥伟，他于1975－1976年被推为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会长，是该学会的首位亚裔会长，也是迄今唯一的华人会长。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何院士致力于明、清两朝帝制中国的人口问题、社会结构及流动的研究，并旁及当时的会馆制度研究，他所作的《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1959)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1962)两书，已为国际学术界奉为经典著作。前书重建中国人口的历史真貌：后一书全面探索明、清五百多年间中国社会组成及阶层流动的历史。1966年，他写了他的第一本中文著作《中国会馆史论》，考证出会馆的创设年代为明永乐年间(1403－1424)，比日本学者先前所说的嘉靖39年(1560)要早出约140年。六、七十年代以后，何先生转向中国古代史研究，他特别关注中国文化的起源问题，写出了《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1969)和《The Cradle of the East：A n Indigenous Origins o{TechniqtteS and Ideas of NeoE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5000－1000 B.C．》(1975)两本力作，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提出全新的看法。之后，何先生又出版了《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1988)、《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1955)等著作，他的《通史新义》、《新史学》、《历史研究法》、《西洋史学史》、《秦始皇帝》、《浙东学派溯源》、《程朱辩异》、《东方的摇篮》、《读史阅世六十年》等是史学界专家学者喜欢看的著作，影响深远。
何炳棣先生十分重视史学研究方法的科学性，他多是选择基本性的大课题进行研究，他从来不依赖孤证，特别注重论证的积聚，当时他撰写《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和《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1368－1911》时，即遍检北美各大图书馆所藏近四千种方志，包括不少海内罕见珍本，并尽力搜集登科录、同年齿录近百种，多维探索相关课题，多渠道地收集资料，他善于在微观的细致考证后进行宏观通识综合，他把学贯中西，治学纵横上下古今，把1930年代清华大学强调的考证与综合相结合的历史学风，发扬得淋漓尽致，他的史学研究誉满全球，被礼赞为学术巨人。
对这位史学巨人的辞世，我们非常惋惜，深深怀念他！
9月29日，著名学者、教授、实业家南怀瑾逝世，享年94岁。
南怀瑾先生出生于浙江的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他从小就接受严格的传统私塾教育，17岁时，他已精读四书五经，涉猎诸子百家等。后来，他既是学者、教授，也是实业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他筹资兴建了金温铁路，1998年通车。五十多年前，南怀瑾先生在台湾倾力讲述、印行传统文化经典，他在学界、商界、政界乃至民间大众中奔波教化三十多年，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他演讲的内容广博深厚，涵盖儒、道、佛，诸子百家，诗词曲赋、医卜天文、拳术剑道等等。据说，当年在台湾讲学，连蒋介石、蒋经国都去听课。
南怀瑾先生还办出版社（如“老古出版社”）、创建书院（如“十方丛林书院”）、发行杂志（如《知见》杂志），着力于传播学术，他的著述近四十种。他的《论语别裁》、《孟子旁通》、《老子他说》、《易经杂说》、《易经系传别讲》、《历史的经验》、《中国佛教发展史》、《中国道教发展史》、《金刚经说什么》、《圆觉经略说》、《禅宗丛林制度与中国社会》、《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习禅录影》、《禅观正脉研究》、《原本大学微言》等已成为学术界知名著作
晚年，南怀瑾先生在江苏太湖大学堂传道，他糅合儒、道、释，广博精到地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他还在大陆南北十余所高校设立“光华教育奖学金”，捐款助学，扶持年轻学子。南先生将他毕生心血结晶尽数贡献给社会大众，如此有奉献之心的大师，实属罕见。他妙趣横生的演讲曾吸引数以千计的年轻学子，他很早已是经典学术通俗化趣味化传播的明星。
南先生的去世，令很多很多喜欢听他演讲，喜欢读他的著作的年轻学者和中华文化爱好者悲痛万分。斯人已去，而其名著长存，我们在阅读中定能感受到他的精神。
11月11日，著名蒙古暨元朝史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国立清华大学荣誉讲座教授萧启庆先生去世,享年75岁。
萧启庆（1937-2012）系江苏泰兴市人，于1959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1963年是该校历史所的硕士，1965至1969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念硕士、博士，1969-1974年曾任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圣云大学助教授。1971-1972年回到台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客座副教授。1974-1994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曾任任历史系教授。1994年起任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2000年当选台湾“中研院”院士。
萧启庆学术研究的主要领域是蒙古史、元朝史，他在这些方面是博而又专的名家。他写下了很多专著，如《西域人与元初政治》（1966）、《元代史新探》（1983）、《蒙元史新硏》（1994）、《元朝史新论》（1999）、《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硏究》（2007）、《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2008）等，还有一系列的学术论文，如《中华福地、古月还家：蒙元兴亡与谶纬》 (1995.9)、《内北国而外中国：元朝的族群政策与族群关系》(1995)、《元朝的统一与统合──以汉地江南为中心》（1994），《元朝多族文士圈的形成初探》（1986）等，还主编过《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硏讨会论文集》（2001）等。
萧先生海外深造，后回台湾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吸取西方现代的史学方法，专注于蒙古史、元朝史的研究，是名符其实的大专家。他对元史、元朝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为他的去世表示怀念。
上述七位文史大师都离我们远去了，中国老一辈的学术大师们正逐年在减少，现在有人议论说，如今缺少大师了，也缺少培养大师的土壤，更缺少原来大师们的骨气，这样的说法虽说不一定是对的，但也让人感到有点悲凉，让我们更怀念上述逝去的几位大师。文化复兴正需要更多大师！还好，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积极营造有利于高素质文化人才大量涌现、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表彰有杰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造就一批人民喜爱、有国际影响的名家大师和民族文化代表人物，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说来惭愧，我们这些在高校教书、搞学术的晚辈，与上述文史大师们相比，真的是无地自容，虽然也搞学术研究，但就是搞不出显著的成果，忆念学养深厚、学识广博、贡献卓越的大师们，在惭愧之后，我们也只能更努力地拼搏，争取能有些许成绩，以告慰大师们的在天之灵。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