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缺乏规则意识的群体，越是要求每一条规则的合理和可行，才可能产生遵从的意愿和行动。而面对那些制定过程不透明，一旦遵守又感觉别扭甚至利益受损的规则，人们的第一反应就可能是想办法钻过去或绕过去，而不是遵守它。
近日，石家庄市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不闯红灯、做文明有礼石家庄人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活动规定，对小路口闯红灯的行人，全部处以50元以下罚款；对大路口群体闯红灯的行人，将处罚前三名。
不言而喻，此次活动明显有针对“中国式过马路”进行“专项整顿”之意。而大、小路口区别对待，则是试图以“枪打出头鸟”的方式，打破大路口群体闯红灯时法不责众的僵局。尽管消息披露之后，媒体和网络上颇多质疑，实际治理效果也不容乐观，但至少其用心可谓良苦。
所谓中国式过马路，乃最先出现于网络的一番描述：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此番描述本身就包含了对两种“中国式现象”的讥讽：其一，规则意识淡薄；其二，对法不责众的侥幸。而自从这一概念在网络风行，舆论也多从“中国式素质”入手批评调侃。
必须承认，虽然“中国人”这一概念庞大芜杂，很难用过度简化的概括描述，但规则意识淡薄、善于在规则的缝隙间寻找出路，却是仅有的几个被普遍承认的特征之一。这一特征不仅表现于中国式过马路，也表现于其他各种“中国式”行为，如中国式办事、中国式造假等等。
尽管如此，对中国式过马路现象的认识和治理，仍然不能仅从中国式素质入手，而应该有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分析。
譬如在所谓“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的调侃中，“凑够一撮人”既是人数概念，同时也是时间概念。如果凑起“一撮人”的时间已经大于人们等待的心理极限而红灯仍未转绿，则这一撮人就可能因“忍无可忍”而齐步开走，却不一定和法不责众的侥幸相关。
日前，同济大学课题组通过实地研究证明，中国路口行人等待红灯的心理极限是90秒，超过这一极限，则红绿灯便形同虚设。而中国式红绿灯，却大多要求行人等待100秒甚至120秒。如此规则设置，不仅本身不近情理、难以实施，而且当人们普遍认定等待绿灯注定是一件“忍无可忍”的事情时，等待本身倒变得不再有意义，随时闯红灯也就没有了最后的心理障碍。
因此，中国式过马路或与其相关的中国式路口，其实是中国式问题的集散地。对此进行治理，也需要中国式的认识和方法。
如今，我们和欧美人生活在同样现代、复杂的大都市，却没有欧美人长达数百年现代契约社会、法治社会的训练。缺乏规则意识是我们先天的短板，需要比实现经济现代化更长时间的训练才可能补上。而在另一方面，越是缺乏规则意识的群体，越是要求每一条规则的合理和可行，才可能产生遵从的意愿和行动。而面对那些制定过程不透明，一旦遵守又感觉别扭甚至利益受损的规则，人们的第一反应就可能是想办法钻过去或绕过去，而不是遵守它。
面对特殊的中国式难题，一方面应该让更多公众有机会参与规则的制定，增加规则制定的透明度；尽量让每一条新规则合理、可行，以此增强人们对新规则的认同和接受。另一方面则要加强对规则权威的维护，加大违反规则的代价，以此逐渐强化规则意识。
具体到中国式过马路的治理，则一方面应该在重新合理分配路权的基础上，让机动车给行人让出更多的时间，尽量将行人的路口等待时间减少到忍耐极限之内。与此同时，应该明确交通法规对车辆和行人的同等约束，理直气壮地该管就管、该罚就罚。如此多管齐下，才能走出车辆与行人相互冲撞、相互羁绊、相互指责的中国式混沌，逐步走入良性循环，形成中国式的新秩序。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