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发动事变，是蒋介石下令“不抵抗”，这几成铁案。前些年，张学良在接受唐德刚的口述历史访问时特别声明：“不抵抗”是他本人下的命令，和蒋介石无关。近年来，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并根据蒋介石的日记判断出：蒋介石是在9月19日晚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的，因此，“不抵抗”命令的确不是他下达的。但是，关于“不抵抗主义”仍有一些问题需要辨析。
一、蒋介石的日记表明：“不抵抗主义”的“知识产权”仍然属于蒋介石
九一八之夜和九一八之后，张学良的对日政策都是“不抵抗主义”，他并未向蒋请示，也非出于蒋的授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不抵抗主义”和蒋介石毫无关系呢？并非如此。其实，早在1928年5月，蒋介石的日记中就提出了“不抵抗主义”。
当年4月，蒋介石自徐州誓师，率兵北伐，目标是打下北京，结束奉系军阀的统治。同月19日，日本出兵山东。5月3日，日军在济南肆意杀害中国军民，残酷杀害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17名中国外交人员。4日夜，蒋介石决定中国军队退出济南，分五路渡过黄河，绕道北伐。10日，谭延闿、张静江、吴稚晖、王正廷、蒋作宾等在兖州与蒋介石会议。当日，蒋介石日记云：
晨，到兖州。上午，谭延闿、吴敬恒、张人 杰到。会议议至下午四时，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唯一方针。故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余决心，以退至运河沿岸鲁西与徐北，与之决战也。
可能，这是近代中国“不抵抗主义”的最早源头，也是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滥觞。当晚，蒋介石决定对日道歉，免除第三军团军团长贺耀祖的职务。
11日，日军进攻济南城，蒋介石日记云：
闻今又攻济南城，昨今连命其放弃济南，消息终不得达也。决将总部移动至济宁，余自渡河北伐，暂避倭寇。以原定目标为奉张，如转移于倭寇，则多树敌，有背原则也。
蒋介石的这一页日记说明，他之所以决定对日军在济南的挑衅“不抵抗”，也有他自己的思维逻辑，这就是，坚持消灭奉系军阀的原目标，不能多增加一个敌人。
蒋介石的决定实际上是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集体决定。5月9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四条：1.令蒋、冯(玉祥)、阎(锡山)三总司令会商军事机宜，继续北伐。2.令李(宗仁)、程(潜)、白(崇禧)三总指挥，率湘鄂两军，迅速由京汉线进攻，在最短期间会师北京。3.令外交部，再对日本严重抗议。4.由国民政府致电国际联盟，声述日本出兵山东、杀害中国外交官及士兵民众，炮击济南及其附近种种事实。(《昨在首都举行的最高联席会议》，《中央日报》，1928年5月10日，第1张第2面)这里，没有一条提到要对日本的挑衅予以还击。次日下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在上海报告中央应付方针，声称：“我们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先要铲除军阀，要准备将来的抵抗，所以现在要准备体力、财力、武力，以为将来最后最大的争斗。”（《叶楚伧报告中央对日应付方针》，《中央日报》，1928年5月11日，第2张第2面）“准备将来的抵抗”，其言外之意，当然就是“现在不抵抗”。11日，《中央日报》发表文章说：“田中义一加入张作霖、张宗昌的联军，多方挑衅，想要我军双管齐下，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同时攻击，以便分散我军的军力。我们务必不落他们的圈套，坚持各个击破的战略，先完成北伐，后打倒帝国主义。”（彭学沛：《民众反日运动的方针》，《中央日报》，1928年5月11日，第1张第2面）这一段话几乎和蒋介石同日的日记如出一口。蒋介石的日记表明，“不抵抗主义”的“知识产权”仍然属于蒋介石。
二、辨明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不抵抗命令”出于张学良，并不能减轻蒋介石的责任
那么，辨明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不抵抗命令”出于张学良能减轻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责任吗？当然不能。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力图诉诸悲情，证明曲在日方，“证明我军对他们的进攻，都未予以还击，更无由我方炸坏柳条沟路轨之理”。其办法是诉诸外交。9月19日上午的东北干部会议，作出的决定就是“一切听各国裁判”。在随后召开的东北外交委员会上，顾维钧提出，立刻电告南京，要求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行政院提出抗议，请求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处理这一局势。（《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4页）张学良和会议参加者都同意。其后，南京国民政府采纳的就是顾维钧的方案。
蒋介石从上海方面得到沈阳发生事变的消息后，立即致电张学良，要张向外宣传时“力辟”日方散布的侵略借口——东北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无一语谈及军事准备与军事斗争。9月21日，蒋介石回到南京，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提出：“先行提出国际联盟与签订非战公约诸国，以此时惟有诉诸公理也。一面则团结国内，共赴国难，忍耐至于相当程度，乃出以自卫之行动。”22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要求张迅令青岛海军集合塘沽，以防“与日舰发生万一之意外”。此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都一心一意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不曾指示张学良和东北军抵抗。这就说明，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实上默认和肯定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
当然，揭穿日方谎言是必要的，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也都是必要的，但是，没有下达任何一个军事准备与抵抗的指示，却也是不正常的。戴季陶等当时就提出：“当时当地军队若竟无一舍死之人，恐外无以启世界对中国之信赖，内无以立后代儿孙之榜样。”邵元冲在参加中央党部的紧急会议也认为：“所谓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开火攻击，并非武装军人遇敌来袭击至包围缴械时，犹可束手交械而谓之不抵抗主义者。民族主义，国民精神丧失已尽，安怪异族之长驱，如入无人之境也。”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默认并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原因和张学良一样，也在于“恐日”，过高地估计了日本的军事实力。1932年1月12日，蒋介石下野还乡，在奉化武岭学校演讲时说：“中国国防力薄弱”，海陆空军不足，一旦给日本提供“绝交宣战”的口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应该说，这段话道出了蒋介石的思想症结。
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之所以默认并实行“不抵抗主义”，其原因还在于“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当时，蒋介石正在全心全意剿灭在江西等地不断发展的中共和红军的力量，自然，对外必然采取息事宁人的对策。9月20日，国民党中央训令各级党部“唤起全国国民，努力救国”，但是，其第一条却居然强调：“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须根本铲除。”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进一步企图在华东地区挑衅。10月6日，日舰大举来沪，蒋介石指示上海市长张群说：“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警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闸北，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这就较“不抵抗主义”向前进了一步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