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技术过剩、人才过剩、设备过剩与资本过剩，西方发达国家有可能为广东提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需要的技术、人才、设备及其资本
到目前为止，经济是否需要转型或者经济发展方式是否需要转变在广东已经形成共识。但是，经济如何转型或者说经济转型的路径，包括经济转型对企业转型、市场转型、社会转型与政府转型提出何种要求，目前还不十分清楚，相应的认识尚处在探索中。正在制定的“十二五”规划应当系统回答广东经济与社会转型这样重大的战略问题，这不仅涉及广东发展的未来，同时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的基本走向。为中国的未来探索并提供可供实践的发展经验甚至理论，应当是广东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与历史使命。
在上个世纪中下叶，同处亚洲的日本与韩国也先后遭遇中国今天类似的挑战。但当时的全球经济正处在重化工业发展周期的上升阶段，这为上述国家与地区的转型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国际环境与市场条件。广东没有日本与韩国那么幸运，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不仅让广东希望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资本转移，实现珠三角产业升级换代的战略遭遇严峻挑战，而且还因为人民币的持续升值，缩短了留给广东转型所需要的准备时间。广东在总体上还不属于先进生产力范畴，因此，能否清醒认识此次金融危机给广东带来的挑战很重要，能否清醒抓住此次金融危机给广东留下的机遇更重要。
本质上，任何经济危机都是相对需求而言的生产过剩。今天的国际金融危机与上个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有着类似的成因，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面对此次金融危机，各国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都指望通过上述政策的组合重新恢复全球经济发展的活力。其实，二战以后出现的凯恩斯主义理论是有很大局限性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今天的全球产能过剩已经不再表现为简单的钢铁、水泥等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的过剩，而是集中在石化、汽车等大型装备制造业领域的产能严重过剩。换言之，今天的经济振兴无法通过单一的新兴产业或技术创新实现，必须拥有关联带动作用更强的战略产业群崛起。
在经济普遍低迷特别是内需不足时，用政府消费替代市场消费是有效果的，其本质是将未来的消费与需求贴现。然而，这种政府的超前消费是否能够真正刺激经济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政府消费的关联带动作用显著；二是政府的消费有利于带动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壮大。从危机以来各国采取的有关措施看，前期政府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拉动的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消费对于解决重化工业时期积累的产能过剩似乎没有太大帮助，如果政府的消费无法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则极有可能带来饮鸩止渴而不是雪中送炭的结果。此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封闭的经济体是难以持久的，过剩的流动性最终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然而美国可以例外，因为美国可以通过拥有的世界货币印钞权实现通货膨胀向他国的输出，这正是当前欧洲国家强调通过收缩政府开支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而美国政府强烈反对的主要原因。
鉴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全球经济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产能过剩的难题，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通过牺牲未来的发展换取眼前暂时的繁荣。二战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形成了现有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其中，美国作为拉动全球经济的火车头地位无人可以动摇，其实体经济倘若得不到根本性改善(前期美国不惜出重拳打击日本汽车工业表明传统的汽车产业仍然是美国当前可以期望拉动经济的重要战略产业)，美元长期贬值的颓势就无法扭转。正如一些美国学者所言，在未来8至10年中，全球经济仍然会在低迷状态中振荡徘徊，一时难以找到回暖的支撑点。未来10年，由于技术过剩、人才过剩、设备过剩与资本过剩，西方发达国家有可能为广东提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所需要的技术、人才、设备及其资本，广东应当在引进、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努力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领域质的差距。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