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调整已经成为共识
●谁是主导意见社会莫衷一是
●以城市化促内需为主型经济
●创造出强大的内生增长动力
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任务是处理好保增长、防通胀和调结构这三者间的关系，那么怎样摆布这三者间的关系才是正确的呢？我们首先应该看看这三方面都有什么样的问题。
从增长看，宏观经济5月份以后出现了下行拐点，包括投资、消费、工业增长率、工业用电量和PMI(采购经理指数)等一系列主要经济指标都出现了下滑。从下半年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会更明显，原因有三：
一是去年经济走势前低后高，受去年基数影响，今年下半年增长率会低于上半年。二是去年经济反弹主要动力是政府强大的刺激政策。今年政策力度显著减退，而内生性增长动力仍然不足，必然会出现经济下滑。三是出口的强劲复苏缺乏长期支持。
因此，我判断经济增长率在进入下半年后肯定是逐季回落，到四季度不排除回落到9%以下，而明年甚至可能会低于8%。
我们再来分析物价形势。5月份以来美欧经济复苏出现颓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这将有利于缓解中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且6月份PMI指数中回落最大的就是购进价格指数，说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已经传导到国内。但这仍不能让我们作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会长期回落的判断，因为为应对经济低迷，各国政府将长期保持宽松的货币环境，这就给长期通胀创造了条件。目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是由于金融市场急剧动荡造成的，但当前景明朗后，巨额国际货币资本还会向大宗商品市场涌入，输入型通胀的压力长期看仍将十分严重。
此外，国内由粮价上涨所推动的结构型通胀却更加突出了。目前小麦市价已超过了国家保护收购价。过去6年里推动粮价上涨动力主要来自政府，但今年由于民间粮商大量抢购，不仅使粮价显著高于国家收购价，而且国家收购占市场的份额也大幅下降。
目前正在推进的一系列收入分配政策推高了工资水平，进而加大企业生产成本推高物价。
所以今年推动物价上涨的动力，出现了由国际转向国内、由政府转向市场、由资产价格上涨转向商品价格上涨的变化。从今年价格形势看，国际因素在减弱而国内因素却在增强，明年则不排除两者都增强。
目前最复杂的是结构调整问题，虽然对结构调整似乎已有共识，但是对其内容却众说纷纭。到底哪个结构调整应占主导地位呢？
这就涉及到了增长、通胀与结构之间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的问题。我的理解是，增长类似于人的生命，经济结构则是人的各个组成部分，而通胀是病。良好的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健康的肌体结构上，有病必须治，但是不能为治病而要了命。保增长与防通胀有一致的一面，即高通胀水平不利于增长，有必要压下来。但保增长与防通胀也有相冲突的一面，因为压低通胀的措施也会同时压低经济增长，过热时这个矛盾不突出，但如果像现在这样，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很弱，采取加息等防通胀的措施就可能要了增长的命。
所有经济体的增长都是建立在一定经济结构上的增长，所以经济增长健康与否是直接取决于经济结构合理性。在外需强大时代，中国由重大内部结构缺陷所形成的分配向储蓄倾斜这个矛盾，不仅不会导致生产过剩，反而使中国成为参与市场分工最积极的国家，但次贷危机导致外部需求长期低迷，以往结构中有利于大规模外向型发展的因素变为不利因素。而未来能够引领经济结构发生向内需为主型转变，非城市化战略莫属。
以城市化战略为主的结构调整会创造出强大的内生增长动力。我常举一个例子：在城市建筑10层以下的住宅，每平方米需要30公斤钢材，10层以上则需要70公斤。目前有2亿农民工，他们的家属住在农村，他们在城市打工，住在人均只有二、三平方米的工棚，如果他们和他们的家属都能像城市人那样生活，需要多少钢铁、水泥、家具、电器和其他消费品？中国的钢铁怎么会在不到发达国家一半人均占有量的时候就过剩？城市化会强烈拉动投资，未来20年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就可以相应增加超过50万元的投资。如果未来20年中国要增加8亿城市人口，城市化率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就需要400万亿—500万亿元的投资，所以在城市化领域中国投再多的钱也不会多，更不会过剩。
因此，在处理增长、通胀与结构关系的时候，一定要把以城市化为方向的结构调整放在最突出的位置，舍此不能保增长，经济衰退了低物价也没意义。
(作者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