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区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希腊债务危机不能处理好，那么极有可能向其他欧元区国家继续渗透和扩散，给复苏中的全球经济造成很大拖累。
●一些国家是否在以一个杠杆化取代另外一个杠杆化？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是否又埋下了另一个隐患？对所有国家来说，这都是值得警惕和思考的。
●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嘉 宾：郭田勇（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
支玲琳：近来，全球经济复苏之兆已然显现。但是，迪拜、希腊等债务危机 “冷不丁”地接连冒出，还是为复苏之路平添了几许不确定性。尤其是眼下的希腊债务危机，引爆了一场波及欧洲多国的债务和欧元信用危机。这是不是一个个偶然的独立事件呢？
郭田勇：从外因来看，欧元危机可以说是次贷危机的伴生品，用“余震”来形容并不为过。美国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了欧元区国家——尽管看起来，这时间跨度是长了一点。像希腊，本身旅游业是其重要的经济支柱，但是经济危机后，旅游人数剧减，对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再加上欧洲国家的高福利社会制度，裁员减薪较困难，因此一旦经济危机来袭，只能是企业倒闭、经济衰退。
当然，所谓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欧元区虽然是一个货币联盟，但各国间经济发展状况并不平衡。当初欧盟为了迅速做大欧元这个货币联盟，只要欧洲国家主动愿意加入，一般都会接纳。今天，欧元区也许正在为当初的匆忙扩张付出代价。像希腊的经济相对而言要弱一些，而在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这些薄弱环节就很容易出问题。再加上政府赤字过高和负债较重 （像希腊，公共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高达110%），一旦经济增长停滞，财政收入下来，市场层面担心政府不能偿还债务的恐慌便会不可阻遏地蔓延开来。
不过应该看到，真正导致希腊和欧洲的这场债务、货币危机浮出水面的，恐怕还是欧元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在经济体制上存在的一些硬伤。这才是本质上的问题，金融危机不过是诱因。即便没有金融危机的波及，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和欧元危机早晚也会暴露出来。
支玲琳：次贷危机已经让我们领教了全球化背景下，“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的威力。在当前复苏基础尚不坚实的情况下，人们担心任何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引发全球经济的二次探底。您怎么看？
郭田勇：这里面主要有个 “绑架效应”。希腊毕竟是欧元区的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孤立的经济体。欧盟各国用的是同一种货币，相互间经济联系非常紧密。在最弱的环节上出了问题以后，投资者对欧元区产生整体的利空心理，担心其他欧元国家受到波及，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更何况在欧盟内，高负债、高赤字问题并不只有希腊一家，而是一个普遍现象。
因此不能排除“二次探底”的可能。毕竟欧元区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希腊债务危机不能处理好，那么极有可能向其他欧元区国家继续渗透和扩散，给复苏中的全球经济造成很大拖累。
支玲琳：受债务危机的影响，欧元在一路下跌，但目前欧元区核心国家尚未就如何援助希腊达成共识。无论是希腊还是欧洲，将如何从这场危机中脱身？会重复阿布扎比援助迪拜的解决路径吗？
郭田勇：如果现在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伸出援手，当然可以打消掉投资者的恐慌，但拿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打个比方，就像阿布扎比援助了迪拜，所以世界最高的 “迪拜塔”也不得不改名，以阿布扎比酋长的名字命名。所以经济援助是有代价的，作为援助国，欧洲的核心国家也要权衡利益得失。另外一方面，即便核心国家愿意为希腊提供援助，但是希腊又能给人家提供怎样的信心保障呢？现在希腊的领导人到处在游说，但是信心不能光靠说。我们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可要是没有4万亿作为保障，光讲信心也不行。可以预见，如果希腊不能切实拿出一个整顿国内经济、削减赤字的有效方案来，债务危机短期内将难以化解。
支玲琳：事实上金融危机后，高赤字的经济刺激计划成为不少国家的选择。虽然希腊债务危机还没有到“人人自危”的地步，但是欧洲债务危机以来，国际上反思之声四起，强调赤字、外债要回归“警戒线”。该怎么来看？
郭田勇：对于政府来说，要量入为出，花钱发债之时，一定要和未来收入预期相挂钩，必须要有足够的财政收入作为保障。有些事情难以预料，就像希腊，
在金融危机以前高额债务没有发生问题，但一碰到这种全球性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就抵挡不住了。中国虽然国情不同，但也要看到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冲动很强烈，在负债问题上同样也出现了一些过于扩张的举动。我们考察过，一些地方政府，特别是有些县一级政府的负债率已经达到地方财政收入的70%-80%了，这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当然现在看来，房价比较高，卖地收入颇丰，财政收入充沛，还款能力不成问题。但要是将来外在基本面发生一些变化，房价回调、地价回落，财政收入增速骤降，我们是否还有还款的信心和准备呢？
未来中央政府很有必要对各级政府的负债率、偿还能力进行有效评估，确保其负债率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希腊危机是个教训，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
支玲琳：无论是美国的次贷危机，还是后来的迪拜危机，今天的希腊危机、欧洲债务危机，追根溯源其实都是“债务危机”。在金融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债务危机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的“震源”所在。
郭田勇：是的。在次贷危机中，我们一直在反思金融杠杆化比例太高，金融机构的负债过多。所以危机后，出现了金融业去杠杆化的趋势，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经济还是要发展，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又比较大，各国政府肩负着刺激经济的使命。所以现在又出现了另外一个趋势：政府赤字、负债暴增，政府杠杆化比例大大增加。或许现在到了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是否在以一个杠杆化取代另外一个杠杆化？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是否又埋下了另一个隐患？对所有国家来说，这都是值得警惕和思考的。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