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的国际背景，一个就是欧盟搞一体化所设置的60%的警戒线，没有多大的科学性，是对不发达的国家的约束，现在德国等发达国家都是100%以上的，日本200%以上，没有多大的科学性。
债务危机，特别是地方债务危机，原来90年代做过研究，十多年之后我也做过一些研究，写过一些篇章。我们知道美国芝加哥等城市，有很多都在破产的边缘，它的地方债务主要是家庭负债牵涉的。家庭负债无法偿还，人们收入降低，两极分化收入降低，家庭负债越来越高，然后要求增加市政开支，要求民主选举要兑现承诺，所以这时候把债务提上去了。还有就是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税收在跨国转移，政府税收收不上来，全球化的大背影下企业是大赢家，政府是大输家，所以它这个债务是对过去的承诺，过去有很多要开支，包括选举的承诺。
中国的地方债是一个愿景、蓝图，地方官员为了政绩画一个愿景和蓝图，结果搞了很多的债务。
中国的事权和财权的不匹配，税改革的时候，中央把很多的负担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承担了很多的任务，比如维稳，要花很多的钱。所以事权和财权不匹配，造成地方债务的增加。
那就是中国发生危机的概率有多大，现在看来危机的概率越来越大，特别是金融领域，地方债有可能是爆发点，包括局部的时间段、流动性、偿债的能力等等都有可能出现问题。这些问题一个很大的外界的诱因就是QE的退出。
奥巴马政府承诺两年之后解决财政悬崖的问题，这时候美国的家庭负债和税收基本上没有可能扩大财政资源，它只好从金融资源里面汲取的钱来解决它国内的财政悬崖的问题。解决中国问题和解决美国问题已经是环环相扣。而且中国央行已经建立了庞大的资金池，中国有大量的热钱在国内，一旦聚集以后这个危机就要爆发，我们认为量化宽松退出的时候，这应当引起注意。
（江涌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