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郑红 马海邻
●央行去年新增贷款9.59万亿元，来不及注入实体经济的资金造成了股市和房市，尤其是房市的泡沫。央企用大量资金购买土地，而拍卖土地的收入属于财政收入，通过土地这个媒介，银行放出的信贷资金就转化为政府的财政资金。
●改革开放以来四次通胀，不管是需求推动型通胀也好，成本推动型也好，都是一波投资热之后接着一轮通胀。
●目前CPI统计中，对居民住房消费价格的计算是采用虚拟租金的方法，尽管这是一种国际通行的计算方法，但这种计算在现今的中国却不能准确反映居民当年的住房消费的价格变动，这是因为中国居民现在自己居住的房屋与出租的房屋在质量上差异很大，购房与租房家庭的比例悬殊。我的考虑是可以将购房价格按使用年限平均分摊到每年的消费支出中，这有点像企业计算的待摊成本。
●城市化既可以提升劳动者的收入，也可以改变劳动者的消费模式，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内需不足的良药。现在大量从农村土地中释放出来的农民，已经完全在城市中生活与工作，却不被城市所认可，至今仍叫他们农民工。其实，随着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些已经走进城市的农民已经回不到农业中去了，这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必须解决的问题。
●未来，中国农民将改变乡村的消费模式而进入城市消费模式，这种消费模式的改变是今后中国内需拉动的最大动力，也是缩小城乡差别的最佳途径。今后中央将会进一步出台各类政策，以解决农民进城后的户籍问题、社保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失业救济问题、住房问题、养老问题等，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也是对这些社会问题深化改革的过程。
话题很严肃，可实际上，通货膨胀的问题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很感性。
假定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为10%。某人在今天存入1000元，一年后将得到1100元。 10%看起来好像是不错的收益率，但且慢，只有充分考虑过通货膨胀率后才能下定论。
假设该年通货膨胀率为6%，并且对所有商品有相同的影响。若目前一个汉堡包卖1元，到了年末同样一个汉堡包就要卖1.06元了。你可以用你的1000元在今天买1000个汉堡包。你也可以把钱全部存入银行，那么一年后就只能买1038(1100/1.06)个汉堡包了。因此，把钱存在银行的结果，你只能增加3.8个百分点的汉堡包的消费。经济学家将这3.8%叫做“实际利率”，将10%叫做“名义利率”或简称为“利率”。两者之差可以近似地等于通货膨胀率(严格计算的公式要更复杂些)。
2010年刚开局，央行即连续三次出手，收缩流动性——1月7日、 1月12日，两次上调央行票据发行利率，1月12日宣布从18日起上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两个“率”分别是5个月和19个月来首次上调，市场的解读无不把央行的政策与通胀预期联系起来，不管是认同通胀将至者还是持乐观态度者。
大量研究预告着中国新一轮通货膨胀将来临，时间早则今年下半年，迟至明年。石良平教授却力主把房价计入CPI(消费者价格指数)，由此，他认为通胀已经到来。
在统计口径中，房产是投资品，而不是消费品。若把这么个庞然大物改换门庭，势必引起强烈的连锁反应。石教授提出如此主张，依据何在？
在2009年12月19日的第一期“浦江对话”栏目中，特邀嘉宾石良平教授(以下简称石)关于调整我国经济指标提高民生敏感性的阐述，引起了强烈反响。根据读者的建议，我们把这个不定期深度访谈栏目改名为“经济面对面”，今天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与石教授再度面对面，话题与上期可说是连贯而来。
追踪本轮通胀起源
记：央行今年三次出手收缩流动性，不少人解读为央行放出抑制通货膨胀的信号，您怎么看？
石：央行去年新增贷款9.59万亿元，比2008年翻了一番。过多的贷款一下子来不及(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注入实体经济，结果就对房市和股市形成了冲击，造成了股市和房市，尤其是房市的泡沫。
央行今年的新增贷款计划为7.5万亿元，比上年减少22%，其本意有收缩的信号。但从投资角度看，贷款的投放必须具有连续性，否则就会形成半吊子工程和烂尾楼，今年1月就承接了去年的惯性，新增贷款投放了1.6万亿元。如果按此投放规模，今年的新增贷款将会超过去年，因为新增贷款投放额度一定是前松后紧，甚至有可能会突然紧缩。为了防止过度的货币投放形成新的泡沫，央行两次提高央票利率，一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意在通知社会各界，今年货币政策将会逐步收紧，起到一种敲山震虎的作用。因此可以预见，今年央行一定会加息，可能还不止一次，也会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收缩信号已十分明显。
一定要引起重视的一个现象是，去年央企用大量资金购买土地。这个现象说明中国效益最好的企业没有其他更好的投资方向，不得不争相涌入房地产市场。而拍卖土地的收入属于财政收入，这就意味着通过央企购买土地的行为，银行放出的信贷资金转化成了政府的财政资金，土地扮演了一个媒介的角色。
记：银行的钱收进了政府的口袋，这是一种异常现象吗，会带来什么结果？
石：如果财政出现赤字，一般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向民间借钱，二是政府向银行借钱。政府向民间借钱，意味着将民间的消费或投资转化为政府的消费或投资，这对物价不会形成冲击。而政府向银行借钱，则银行只能通过印钱来保持借贷平衡，经济学把政府的这种行为叫做财政性透支，很明显，财政性透支就意味着多印钞票，这是形成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
实际结果你们也看到了， 2009年地价、房价急剧上涨。住房在拿地到建造、交付的整个过程中还产生一系列税收，也增加了一大块GDP，但最后高企的房价都由老百姓来负担。说穿了，这就是把本来通过财政性透支来解决财政赤字的方法变成了让老百姓承担高房价的方式来解决，也就是把财政赤字转嫁给了百姓。财政性透支意味着未来的物价将会上涨，而现在这种转嫁的方法导致价格上涨，只不过表现形式是房价上涨而已。
前几天国土资源部公布了一组数据，可以作为佐证：去年我国土地出让20.9万公顷，同比增长38.3%，土地出让总价15910亿元，同比增63.4%。这表明去年的土地价格上涨较快。预计去年全国财政收入为68477亿元，土地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到23%左右。这是比较明显的信贷资金转为财政资金的现象。
可以回过头去研究一下美国“9·11”以后所发生的次贷危机过程。美国当时就是通过不断降息，让低收入者贷款买房，进入楼市；但降息总有个底，当政府支持不力时，只得采取第二个办法，美元贬值，把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还有第三个办法，就是印美钞，大量增加货币供应量。制造泡沫-泡沫破裂-制造新的泡沫的过程，我们不知不觉步了后尘，泡沫总有一天会总爆发。
记：您理清了从经济刺激计划演变为通胀的路径，如果本轮通胀发生，房地产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国家已采取调控房市的措施，这几天，各方面陆续有具体政策出台，如中国银行带头将首套房贷款最低利率从7折上调到8.5折。抑制通胀发生还来得及吗？
石：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措施本身能不能见效，要看调控目标是什么，有没有真正的重拳打出来。能不能起到抑制通胀的作用，关键还是看信贷资金的走向。银行那么多钱放出来，总要有个去向。如果经济没有真正复苏，投向实业还会造成产品积压，企业就不愿意向实业投资。这些钱不去炒房产，就会去炒矿产及各类资源，那么基础产品价格上涨，最终也会传导到消费品价格上去，因此累计发出的新增贷款，如果不能转化为实际的经济增长，总有一天会导致通胀。如果今年不退出经济刺激计划，明年将面临严重的通胀。到明年，类似于奥运会、世博会的热点没有了，中国经济二次探底未尝不可能。届时，通胀率没有下来，失业率却上升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滞胀就会来临，令人担忧。
记：也就是说，过快过多的新增贷款来不及在实体经济中消化，而是通过热炒稀缺资源牟利，土地楼市是其中最好用的媒介或者说工具，但不是唯一的工具。以前没有土地批租的时候也发生通胀。我们今天的话题中心词是通胀，谈房价，目的是衡量通胀，就像上一期谈经济指标的目的是为全局的政策制订服务一样。所以，追踪到房地产价格，还只是第一步。
追溯历次通胀规律
石：说到这里，有必要对通货膨胀的历史作一个回顾，先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的几次通胀。
记：上世纪90年代那一次印象特别深，油啊米啊经常排队抢购囤积，银行存款利率是一个劲地涨。
石： 90年代已经是第三次了，如果以CPI数据为通货膨胀的标准，改革开放后大致经历过四次通胀。
第一次是1985-1987年，三年的 CPI分别为 9.3%、6.5%、 7.3%。这是农村改革转向城市改革后的第一次物价大幅度上涨，可以定义为农村改革导致的通货膨胀，因为农村改革后，农副产品的价格首先放开，那次通胀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农副产品涨价。
第二次是1988-1989年，两年的CPI分别为18.8%、18%。这是城市物价改革的信号，也是第一次家电产品在城市普及的信号，可以定义为城市改革与需求双推动导致的通货膨胀。其表现形式是城市日用品全面涨价。
第三次是1993-1995年，三年的CPI分别为14.7%、24.1%、 17.1%。这是小平南方考察讲话后，土地可以批租，资本价格全面放开所形成的新一轮通货膨胀。由于土地价格开始进入产品成本，表现形式是所有产品的成本大幅度提高，因此可以定义为土地改革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第四次是2007-2008年，两年的CPI分别为4.8%和5.9%。尽管这次通胀并不严重，但却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形成的长期通缩情况下，由于石油等基础性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形成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如果没有后来美国的次贷危机，这次通胀的影响也将很大。
记：今年明年如果发生通胀的话，应该算第五次了吧？
石：对。从前四次通胀可以看出，前两次主要是由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尤其是物价体系改革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其表现形式是需求拉动型。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城市居民的家用电器已经基本普及， 80年代所形成的排浪式消费高潮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已不多见。从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通货膨胀，基本上都是与土地价格和基础性原材料价格上涨所形成的成本推动有关。由于中国经济还处于工业化时期，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共同推进，这种类型的通货膨胀将是中国未来通货膨胀的主导类型。
大致上每隔10年左右发生一次通胀，把它们的时间跟中国出现大规模投资的时间对照起来看，可以发现，不管是需求推动型通胀，还是成本推动型通胀，都是一波投资热接着一轮通胀。
记：去年“地王”的成交记录不断被刷新，今年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打压的呼声这么高，还出了一个新地王。按规律，土地投资热之后将出现一轮以房产消费为主的通胀。不过，房价是不计入CPI的，计入CPI的租金没涨，而我们衡量通胀的指标是CPI，通胀还没有反映出来。
追寻通胀概念本原
记：现在大家对通货膨胀的理解，说清楚也清楚，说模糊也模糊。说清楚，是因为都有了把CPI涨幅等同于通胀程度的概念，说模糊，是因为事实上对通胀的含义还解释不清。您在这里能不能再通俗易懂地把“通货膨胀”的词义讲一讲？
石：什么是“通货膨胀”？经济学上有一个定义，是指物价全面而持续的上涨，并且任何通货膨胀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但是，有一些物价的上涨并不一定是货币发行过多引起的，比如农产品价格，如果发生天灾，农产品供给减少，即使货币量不增加，农产品的价格也会上涨。
因此，关于通货膨胀的定义一直存在分歧。分歧之一是，价格上涨是否就是通货膨胀？因为货币发行过多(超过实际经济增长率)，一定会引起物价上涨，但物价上涨却并不一定都是货币发行太多引起的。分歧之二是，用什么价格来衡量通货膨胀？有些价格的上涨通过控制货币量不一定有效，如前面所说的农副产品。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资本价格的变化一定与货币发行量有关。
记：物价持续全面上涨的结果，就是同样数量的东西，必须花比原来更多的钱才能买到。换言之，通胀其实就是单位货币价值下降了。这就不难理解，定义通胀的物价，其“物”包括任何商品，不仅仅是指消费品，还有投资品、中间品。而事实上，现在我们只用CPI来衡量通胀，等于只看消费品的价格，这似乎不合理也不全面。
石：说得一点没错。由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住房消费是中国居民生活费用中的主要开支，因此必须把房价计入CPI中。目前统计上对房价的计算是采用虚拟租金的方式计算，尽管这是一种国际通行的计算方法，但这种计算在现今的中国却不能准确反映居民当年的住房消费，这是因为中国居民现在自己居住的房屋与出租的房屋在质量上差异很大，而且购房与租房家庭的比例悬殊，租房和购房之间并不存在可以互换的关系，这与国外的情况有很大差异。
记：那怎样把房价计入CPI呢？
石：我的考虑是可以将购房价格按使用年限平均分摊到每年的消费支出中，这有点像企业计算的待摊成本。比较两年的房价，就能算出房屋消费的价格变化。当然，我现在只是提供一种计算思路，具体计算方法可由有关部门设计。这样做应该更符合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
追问消融通胀正途
石：警报已经拉响，流动性已经泛滥，货币已经贬值，只不过形式上消费到房地产上去了，而CPI历史上房价统计不全，误导了央行去年大量“发钱”。今年央行收缩流动性的动静已有，现在还只是轻微警告，再不采取措施， 2011年就会出问题。我现在担心通胀不在今年，而在明年。若经济不恢复，就会发生滞胀，失业率和物价一起涨。
记：现在看起来，通货膨胀预期的不断上升，与中央4万亿刺激资金还大量沉淀在基础设施投资中，尚未转化到消费上来有关。要防止通货膨胀失控，一方面要控制流动性，另一方面恐怕应该是尽快拉动内需刺激消费。
石：你们说得很对。中央计划的4万亿投资做了很多基础设施投资的事，也为农民大量减负，但就是还没有做把农村人变成城市人这件事，使得大量产能无法实现消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促进城镇化，表明高层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中国八亿农民的消费，是个尚未好好开垦的大市场，农民的城市化进程就是拉动内需的强大推力。
记：财政出的经济刺激资金着力启动内需，也是引导企业把银行信贷资金投向实业，健康发展，从而消除通胀危机的根本办法。我们理解，好比水没有够深够宽的河道，堵塞在一个地方成了洪灾，别处却是干旱的，先用一股强大可控的水流冲开河道，就能将无序成灾的水变成灌溉四方的长河。那么，您认为城市化问题是否真的有助于内需拉动呢？
石：我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推进必须大大加快，这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两个车轮。工业化产生供给，城市化产生需求。如果工业化和城市化均衡发展，中国就不会出现内需不足的问题。我们国家现在的问题是，城市化的发展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也就是说，工业化所释放出来的生产能力不能被城市化的需求完全吸纳，结果只能走外向型道路，靠出口来消化工业化所产生的供给能力。
从城乡人口看，大量从农村土地中释放出来的农民，已经完全在城市中生活与工作，却不被城市所认可，至今仍叫他们农民工。他们在建设城市，却无法享受城市的消费模式。其实，随着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些已经走进城市的农民已经回不到农业中去了，这是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必须解决的问题。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的加快小城镇建设规划，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城市化既可以提升劳动者的收入，也可以改变劳动者的消费模式，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内需不足的良药。
记：请您描绘一下中国城市化的远景吧？
石：从发展趋势看，中国每年大约有2000万-3000万农民转移到城市，他们将改变乡村的消费模式而进入城市消费模式，这种消费模式的改变是今后中国内需拉动的最大动力，也是缩小城乡差别的最佳途径。可以预见，在未来10年内，中国将掀起一个城市化的新高潮，随之而出现的是人口大迁移，这将会使中国的国土整治计划更趋于合理。可以预见，今后中央将进一步出台各类政策，以解决农民进城后的户籍问题、社保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失业救济问题、住房问题、养老问题等，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也是对这些社会问题深化改革的过程。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