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柳田 （本报驻京记者）
●嘉宾：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柳田：如果说去年年底人们还在担心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具有可持续性，那么今年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有人说，中国经济“三驾马车”正在从出口、投资、消费向消费、投资、出口转向。对此，您如何看？
刘元春：的确，今年发生了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我们预测今年消费拉动 GDP增长55.4%，这是消费十年以来首次超过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这标志着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平衡化以及增长极多元化。
从表面上看，这是因为近几年来消费持续高速运转，而投资相对出现了回落。深层次的原因是居民收入上台阶，以及短期内家电下乡等一系列消费刺激政策相结合的结果。按照今年经济发展的状况看，我国人均GDP可能达到4000美元，一线城市要高得多。居民收入跃上一个台阶，消费也处在出现重大变化的门槛上。
柳田：消费的增长可以说弥补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块短板，这对未来的经济形势有何影响？
刘元春：我们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启动消费，让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是我们乐于看到的一个现象。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快速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由外生刺激主导向内生主导转变。消费增长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继续加强，也说明我们对外部环境的依存性在降低，证明经济增长实实在在地带动着民众福利在提高。这都是好的方面。
现在，消费、投资、出口的结构性变化比较大，但是变化的基础还很薄弱。一方面，刺激性政策的退出导致投资增速回落，市场性投资有所增加；另一方面，短期政策的刺激因素并没有消除。所以，中国迎接消费驱动型经济时代的全面到来，还有进一步工作要做。那就是建立收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完成中长期支撑消费增长制度性建设。具体来说，就是居民收入增长和GDP增长差不多，劳工工资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差不多，达到“双挂钩”。
总之，消费政策应当更多从一次性刺激转向中长期制度性调整。启动收入倍增计划具有战略性意义，正视工资上涨积极意义，也要避免转型急躁症。此外，应该积极出台高端消费本土化的改革措施，通过关税和建立消费特区等手段，防止中国大量高端消费的外流。
柳田：“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迎来一段工资持续上涨的时期。有评论说，中国通过提高工人工资，而非汇率，在全球贸易再平衡中发挥作用。收入拉动消费的增长将给我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位置带来什么影响？
刘元春：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来源于很多方面，可以是汇率、生产成本、生产效率、工资水平、资源价格，包括本国的通货膨胀，也就是一个实际汇率的概念。但这只在理论层面上正确，实际中我们要权衡目标、收益和成本。
收入拉动消费，进而带动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也是一个间接的过程。工资上涨取决于市场因素，取决于工资形成机制，比如劳动谈判、就业制度等等市场的机制。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特别是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工资调整有其必然性。收入的增加只能通过对消费的拉动间接地起到调整外贸的作用，它的作用不能与汇率相比。按照我们的测算，虽然工资在上涨，但是劳动生产率涨得更高，单位劳动成本是在下降的。大家不用担心，工资上涨会使贸易竞争力丧失，事实上我们贸易的竞争力不断增强。
另外，人民币升值原因很多，既有外部压力，也有汇率形成机制的自身逻辑。人民币升值与否与工资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为了避免人民币升值而加工资，只能适得其反。
柳田：对工资形成机制的改革，将间接作用于结构调整。那么在现在通胀背景下，经济结构的调整又面临着什么压力？
刘元春：可以说，调整经济结构与通货膨胀压力有一定关系。因为调结构其中之一就是要对要素价格的形成机制进行改革，使得要素的价格能真正反映出我国资源配置的状况，反映出资源的稀缺度以及我们战略性的规划。因此，改革将带来一部分原材料价格的释放。
但是，调结构和目前的价格上涨关系不大。这一轮的价格上涨的新特点，是在实体经济没有过热的情况下，资产价格高居不下，物价水平在食品类和居住类价格的推动下持续攀升。这种情况我们没有遇见过，造成一定程度的紧张也可以理解。这次通胀的原因是外部流动性过大，内部农业生产基础薄弱。今后二者之间可能会产生冲突，比如开征资源税等等，都可能引发通胀压力。
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亚洲板块的农产品价格都在上涨。我国的价格上涨水平在新兴经济体国家中算低的，物价水平控制得非常成功。和印度、越南高达10%的CPI相比，通货膨胀的问题在我国还不是非常严重。这时，我们不能说因为有了通胀压力就要改变宏观经济政策。我们要防止的是通货膨胀民生问题宏观化，应当通过社会体系的建设，低收入补贴、最低工资通货膨胀指数化等措施，以加强低收入人群抵御通货膨胀冲击的能力，将货币政策从民生问题和生活问题解放出来。让宏观调控政策针对宏观经济运行，不因为有了通胀压力就半途而废。
需要提醒的是，工资形成机制是中期系统性的制度改革，不能和短期价格问题完全进行挂钩。我们也不能期望工资能在这段时间有大幅的调整。高工资无法对冲高物价，只能催生更高的物价水平，进而使经济运转出现问题，导致全民生活水平的下降。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