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在重庆师范大学举行的“女科学家高层论坛”上，与会的女科学家们认为，女性的智商与男性没有区别，女大学生们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做到既“做得好” 又“嫁得好”，达到事业家庭双丰收。（9月10日《重庆晚报》）
女性的智商与男性没有区别；靠自己女大学生完全可以既“做得好”又“嫁得好”…… 应该说，这是一堂标准的女权教育课，它的目的是让女大学生自信自立自强。但很遗憾，人们把目光聚焦在与会的教育部前副部长吴启迪“女大学生‘傍大款’是一种悲哀”上。
的确，在谈感情变得奢侈、“谈钱”大有压倒“谈爱”之势的现实里，女大学生“傍大款”不仅成为一种现象，人们也往往容易为之找到各种听上去很好的理由。比如，如果 “爱钱”结合，“傍大款”也未尝不可。但问题是，吴启迪所言“傍大款”，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观念的体现。
其实，在新闻里，除“女大学生‘傍大款’是一种悲哀”外，吴启迪还谈到“女孩子化妆低龄化，甚至到了四五岁的年龄”。而这两点，恰恰是女权教育最需要克服的。
在过去女权发展的一百年里，女权觉醒和崛起的两个关键内容：一是经济独立，二是告别作为消费对象的存在。相比而言，经济独立，体现较为明显，比如职业女性；但告别作为消费对象的存在，并不明显，甚至在商业女色消费时代，又有回流迹象。
独立是女权的前提。而独立，又取决于经济独立。最初，女性只做家庭工作。但两次世界大战，男性被派往前线，社会需要女性出来工作。战争结束，男人回来，但那些习惯了社会工作的女性，已经不愿重回家庭，尽管与男性竞职有明显劣势，但在一些适合女性的工作上，女性仍旧保住了职位，这样，才有职业女性的出现和女性独立意识的觉醒。
但女大学生“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念、“傍大款”的做法，显然是一种经济独立的倒流：从独立回到依附、从社会回到家庭。而一旦没有经济独立，女权意识就不复存在。
而在“告别作为消费对象的存在”上，女性化妆低龄化现象，则加重了这种存在。把女性作为一种消费对象，这是商业时代的一个大问题。典型莫过于《花花公子》，把女性和精美的汽水广告、时尚用品等放在一起，一直以来都是被女权主义者大批特批的。化妆，虽然是女性爱美的表现，但也是社会把女性视作漂亮的消费对象的结果。
可以说，吴启迪所言女大学生“傍大款”和女性化妆低龄化现象，是女权教育的必要。但遗憾的是，很多人把口水放在了“傍大款”的是非上。为“傍大款”作出多元化解释，为“傍大款”找“爱的理由”，甚至列出诸多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原因……热闹固然热闹，但无疑是偏离了主题。自信自立自强的女权教育，被淹没在这些风一吹就干的口水里。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