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大，一部分老年人为支持儿女事业、照料孙辈，“候鸟式”离家漂至陌生城市。他们在异地他乡面临着医保、文化差异甚至语言不通等问题。尽管各地政府陆续出台优老政策，但媒体调研发现，有的政策相互“打架”，有的政策距落实落地仍有差距。

　　“老漂族”话题在十多年前就已出现。有关善待“老漂族”，完善对“老漂族”公共服务保障的呼吁和建议，也持续多年。到今天，这个话题和群体依然有被关注的必要，说明某些状况仍待改变。近些年，随着医保异地结算等改革的推进，相关情况已经有了一些改善，但过去十多年，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老漂族”规模持续扩大，还是对相关领域公共服务的改善进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老漂族”在融入陌生城市中的不适，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比如，医保等公共服务壁垒尚未完全打通，相当一部分“老漂族”既享受不了新城市的市民化待遇，户籍地待遇也无法做到无缝迁移，于是就制造了不少麻烦。比如调查中发现的老人购药难问题，有的老人不得不背着重达十斤的药袋“漂泊”，这显然是必须改变的“痛点”；再比如，他们在陌生城市的休闲生活，以及心理和精神方面的需求，也得不到足够关照。这些问题叠加，就催生出一个“身心漂泊”的老年群体。由此，无论是老年人的权益保障、老龄友好型社会的构建，还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都形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巨大豁口。

　　善待“老漂族”，其实路径和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关键在于认知和行动上的响应不足。比如，对于“老漂族”群体的数量和规模，缺乏足够的正视。从数据看，“老漂族”的规模可能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大。在2018年的一项专项调查中，52.2%的受访者坦言自己的父母是“老漂族”。因此，千万不能再以个别现象来看待“老漂族”群体，且在一个老龄化程度仍在加深的社会中，也不能寄望于靠时间来自动消化这个问题。

　　善待“老漂族”，从中央到地方，都应该在制度上作出更深层次的改革。应该看到，这一特殊群体所遭遇的不便、不适，与“留守儿童”问题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如今，各级政府正从公共服务、户籍、土地等方面，通过深化改革，加快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方向转变。而对于同样由于城乡二元结构所导致的“老漂族”问题，也理应作出妥善的制度安排。

　　从行动上看，近些年，不少城市都加大了引才、留人力度，但我们注意到，多数城市出台的针对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规定中，一般都只强调对随迁子女的公共服务保障，却鲜见对随迁老人的配套安排。这种看似“无心”的现象背后，其实是某种由来已久的制度和观念偏差。

　　加大对“老漂族”的关照，离不开制度、观念的更新，也确实还对应相关成本分担问题。但是，不能把这种成本狭隘地理解为负担。一方面，很多环节的优化，并不需要那么高的成本。如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车站、机场、医疗机构等场所，应当设立老年人优待服务窗口，老年人可优先购买车票、船票、飞机票，优先就诊、化验、检查等，然而各地落地情况不一，有些政策甚至成了“空头支票”。这背后其实更多还是态度问题。

　　另一方面，功利地来看，善待“老漂族”，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实际也是为年轻人提供更好的发展环境，解决干事创业后顾之忧的配套服务。更现实地理解，相当一部分“老漂族”是为了帮年轻人带娃、分摊家务而进城，降低他们融入不同城市的门槛和阻力，置于当前生育政策放开的背景下，客观上也契合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各个城市都该有宏观上的考量。

　　随着老龄化和城镇化的继续推进，像重视“留守儿童”一样，善待城市“老漂族”，已显得刻不容缓。从国家到地方，不妨将之当成高质量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综合课题来对待。

　　（作者：朱昌俊，系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