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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庆明:评价贫困治理成效的三个标准

2020年04月20日 07:55   来源:北京日报   

  只有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断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完善需要,并将生产力标准、生产关系标准、上层建筑标准统一起来,才能顺利实现国家治理贫困的预期成效。

  生产力标准:考察贫困地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水平及其满足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奔小康现实需要的具体程度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这是就全国整体而言的。在贫困区,主要矛盾仍表现为贫困人口对物质文化生活的基本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生产力标准评估扶贫成效,要求考察贫困地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水平及其满足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奔小康现实需要的具体程度。发展生产力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先决条件或最根本途径,故而生产力标准是评价扶贫成效的最根本标准。

  基于贫困区甚至一些脱贫区仍然存在的基础设施不完善,资源优势尚未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等高级要素严重稀缺等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应基于自身的地域特征、产业特色及人文条件,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功能完备、支撑有力的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改造传统产业,稳步推进农业集体化、规模化、绿色化进程,发展高附加值特色农业,统筹文化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积极培育新兴产业,最大限度地自主延长产业价值链,发展有利于脱贫以及返贫人口再脱贫的现代产业体系;召回外出务工的本地青壮年,动员其返乡创业,择优培养成村党员干部,使之成为长期发展贫困区及脱贫区社会生产力的最活跃因素。

  生产关系标准:衡量地方政府是真扶贫还是假扶贫、产业组织是扶劳动还是扶资本、贫困户是暂时脱贫还是长期脱贫的重要指标

  在社会生产力仍然落后的贫困地区,扎实做好扶贫攻坚工作,需要调动一切反贫力量的积极性。然而,在充分调动反贫力量的过程中,往往绝对贫困得以消除的同时,又将产生新的相对贫困。比如,当前扶贫工作普遍采取产业扶贫方式,产业扶贫的完整逻辑应该是将产品转化为商品、将商品转化为资本、让资本带来利润、让利润改善民生。但在现实生活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产业资本,定期为作为雇工的贫困户发放一份基本工资,可能会有效化解贫困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但由于缺乏制度和组织保障,故其难以将利润按约定或法定比例真正用于改善民生。

  生产力标准与生产关系标准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以生产力标准衡量扶贫成效,不仅要看生产力为贫困群众脱贫所产生的短期效应,还要看生产力掌握在谁的手里。为此,贫困区政府部门应在不断发展生产、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让党支部及村集体合作社领导和带领贫困群众一起主导产业扶贫全过程,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主导的产业扶贫制度体系。是否有效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主导的产业扶贫制度体系,是衡量地方政府是真扶贫还是假扶贫、产业组织是扶劳动还是扶资本、贫困户是暂时脱贫还是长期脱贫的重要指标。

  上层建筑标准:国家脱贫标准与贫困群众响应标准作为上层建筑标准,分别指征扶贫效果评价的权威性、统一性与多样性、差异性

  精准扶贫既是国家意志,也是贫困群众愿望。如此,上层建筑标准包含国家意志标准和贫困群众意愿标准两个层面。二者又具体化为国家脱贫标准和贫困群众响应标准。

  在确定国家脱贫标准过程中,任何脱离实际的拔高或降低的政策及做法,都将严重影响脱贫质量和成效,也难以经得起历史检验。从贫困地区宣告脱贫、全国人民共同迈入小康社会来看,“两不愁三保障”可视为特殊地域、特殊人口进入小康社会的特殊标准。反过来看,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证明是合理的国家脱贫标准,又构成新一轮扶贫工作得以部署和启动的基本遵循,以及衡量扶贫工作成败得失的重要尺度。

  贫困问题的产生,除了有其制度根源,还与贫困者自然禀赋不足息息相关,这也是精准扶贫的内在依据所在。扶贫方式包括产业扶贫、消费扶贫、金融扶贫、科技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等。贫困群众的致贫原因、脱贫条件、致富优势迥异,对扶贫方式的实际需求也各不相同。只有选择切实满足群众需求的扶贫方式,才能将脱贫工作真正做到群众心坎里。此外,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且物质贫困渐已消除的脱贫区,仍要关注个体精神贫困、智力贫困以及返贫和新发生贫困等问题。对照贫困个体的不同致贫原因,不断寻找扶贫对策,动态承担扶贫责任,是巩固和扩大扶贫成果的内在要求。

  国家脱贫标准与贫困群众响应标准作为上层建筑标准的两个二级指标,分别指征扶贫效果评价的权威性、统一性与多样性、差异性。从动态性看,上层建筑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断更新。这在宏观上表现为全国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逐年提高及国家脱贫标准的时代更新,微观上表现为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持续增长及家庭生活开支的不断增加。如果脱贫人口收入不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将因有效购买力不足、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不充分而陷入绝对贫困状态且绝对贫困程度逐年加深。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生产力标准、生产关系标准和上层建筑标准构成扶贫成效评价的三个辩证统一的标准。其中,生产力标准是最根本标准。生产关系标准作为经济制度标准,同生产力标准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上层建筑标准制定和实施的根本依据在于生产关系状况。不论是国家脱贫目标还是群众响应程度,都总要通过人们在生产中所结成的各种关系来实现。贫困地区只有在生产发展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以贫困户利益为中心的生产关系,才能让贫困人口彻底走出“贫困-脱贫-返贫-再脱贫-再返贫”的循环怪圈。

  (作者为兰州财经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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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庆明:评价贫困治理成效的三个标准

    2020-04-20 07:55 来源:北京日报

      只有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断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经济基础完善需要,并将生产力标准、生产关系标准、上层建筑标准统一起来,才能顺利实现国家治理贫困的预期成效。

      生产力标准:考察贫困地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水平及其满足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奔小康现实需要的具体程度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这是就全国整体而言的。在贫困区,主要矛盾仍表现为贫困人口对物质文化生活的基本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生产力标准评估扶贫成效,要求考察贫困地区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水平及其满足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奔小康现实需要的具体程度。发展生产力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先决条件或最根本途径,故而生产力标准是评价扶贫成效的最根本标准。

      基于贫困区甚至一些脱贫区仍然存在的基础设施不完善,资源优势尚未转化为产业竞争优势,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等高级要素严重稀缺等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应基于自身的地域特征、产业特色及人文条件,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功能完备、支撑有力的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改造传统产业,稳步推进农业集体化、规模化、绿色化进程,发展高附加值特色农业,统筹文化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积极培育新兴产业,最大限度地自主延长产业价值链,发展有利于脱贫以及返贫人口再脱贫的现代产业体系;召回外出务工的本地青壮年,动员其返乡创业,择优培养成村党员干部,使之成为长期发展贫困区及脱贫区社会生产力的最活跃因素。

      生产关系标准:衡量地方政府是真扶贫还是假扶贫、产业组织是扶劳动还是扶资本、贫困户是暂时脱贫还是长期脱贫的重要指标

      在社会生产力仍然落后的贫困地区,扎实做好扶贫攻坚工作,需要调动一切反贫力量的积极性。然而,在充分调动反贫力量的过程中,往往绝对贫困得以消除的同时,又将产生新的相对贫困。比如,当前扶贫工作普遍采取产业扶贫方式,产业扶贫的完整逻辑应该是将产品转化为商品、将商品转化为资本、让资本带来利润、让利润改善民生。但在现实生活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产业资本,定期为作为雇工的贫困户发放一份基本工资,可能会有效化解贫困人口的绝对贫困问题,但由于缺乏制度和组织保障,故其难以将利润按约定或法定比例真正用于改善民生。

      生产力标准与生产关系标准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以生产力标准衡量扶贫成效,不仅要看生产力为贫困群众脱贫所产生的短期效应,还要看生产力掌握在谁的手里。为此,贫困区政府部门应在不断发展生产、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让党支部及村集体合作社领导和带领贫困群众一起主导产业扶贫全过程,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主导的产业扶贫制度体系。是否有效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主导的产业扶贫制度体系,是衡量地方政府是真扶贫还是假扶贫、产业组织是扶劳动还是扶资本、贫困户是暂时脱贫还是长期脱贫的重要指标。

      上层建筑标准:国家脱贫标准与贫困群众响应标准作为上层建筑标准,分别指征扶贫效果评价的权威性、统一性与多样性、差异性

      精准扶贫既是国家意志,也是贫困群众愿望。如此,上层建筑标准包含国家意志标准和贫困群众意愿标准两个层面。二者又具体化为国家脱贫标准和贫困群众响应标准。

      在确定国家脱贫标准过程中,任何脱离实际的拔高或降低的政策及做法,都将严重影响脱贫质量和成效,也难以经得起历史检验。从贫困地区宣告脱贫、全国人民共同迈入小康社会来看,“两不愁三保障”可视为特殊地域、特殊人口进入小康社会的特殊标准。反过来看,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证明是合理的国家脱贫标准,又构成新一轮扶贫工作得以部署和启动的基本遵循,以及衡量扶贫工作成败得失的重要尺度。

      贫困问题的产生,除了有其制度根源,还与贫困者自然禀赋不足息息相关,这也是精准扶贫的内在依据所在。扶贫方式包括产业扶贫、消费扶贫、金融扶贫、科技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等。贫困群众的致贫原因、脱贫条件、致富优势迥异,对扶贫方式的实际需求也各不相同。只有选择切实满足群众需求的扶贫方式,才能将脱贫工作真正做到群众心坎里。此外,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且物质贫困渐已消除的脱贫区,仍要关注个体精神贫困、智力贫困以及返贫和新发生贫困等问题。对照贫困个体的不同致贫原因,不断寻找扶贫对策,动态承担扶贫责任,是巩固和扩大扶贫成果的内在要求。

      国家脱贫标准与贫困群众响应标准作为上层建筑标准的两个二级指标,分别指征扶贫效果评价的权威性、统一性与多样性、差异性。从动态性看,上层建筑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断更新。这在宏观上表现为全国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的逐年提高及国家脱贫标准的时代更新,微观上表现为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持续增长及家庭生活开支的不断增加。如果脱贫人口收入不变,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将因有效购买力不足、基本生活需求满足的不充分而陷入绝对贫困状态且绝对贫困程度逐年加深。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生产力标准、生产关系标准和上层建筑标准构成扶贫成效评价的三个辩证统一的标准。其中,生产力标准是最根本标准。生产关系标准作为经济制度标准,同生产力标准是一体两面的关系。上层建筑标准制定和实施的根本依据在于生产关系状况。不论是国家脱贫目标还是群众响应程度,都总要通过人们在生产中所结成的各种关系来实现。贫困地区只有在生产发展基础上,建立和完善以贫困户利益为中心的生产关系,才能让贫困人口彻底走出“贫困-脱贫-返贫-再脱贫-再返贫”的循环怪圈。

      (作者为兰州财经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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