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一个关系全局和长远的重大判断。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速增长阶段，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高速到中速，是从速度角度看的。在增长阶段转变的过程中，不仅速度在改变，结构、动力、制度、政策等也都在相应改变，系统性地进入一种新的状态。我们当下只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还不能说已经进入这个阶段。转变本身就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挑战。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三大重要变革，即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就显示了挑战的难度。
转入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中国转入高质量发展将面临更多、更为复杂的问题和挑战。这既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相关，也与我们所处的经济社会历史结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已经解决和尚未解决的矛盾问题相关。
社会共识与政绩观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成功，是建立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社会共识之上的。随着发展阶段的转变，发展的社会共识也需要相应转变。如何把发展更多地与“质量”“效率”等概念挂钩，需要从决策者到普遍民众有系统的理念转变，或者说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共识。与高速增长的发展共识相适应，把速度搞上去，是政府官员工作业绩组织考核、社会评价以及自我认知的主要尺度。而要转为追求质量效率的政绩观，除了“认识”问题外，重要的是确立新的评价考核体系，比如，把就业指标放在优先位置；或者按照五大发展理念，构造新的评价指标，相应地，把GDP更多地作为一个预测性、结果性指标。
要素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流动与优化配置问题。要素市场仍然是中国市场体系发展中的主要短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土地市场改革的方向，迄今仍未取得实质性进展；户籍、公共服务、社会分层等仍然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约因素；资本市场在准入不足的同时，也出现了监管混乱的问题；而行政性垄断不同程度的存在，限制了生产要素效率导向的流动和配置。如果说在高速增长期，不完全的要素市场尚可勉强支持，那么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短板就绕不过去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还是打破要素市场上的僵局。
重大结构性问题的理顺与调整问题。这类问题包括行政性垄断导致的效率差异、脱实向虚背景下的经济泡沫、收入差距与社会阶层固化、创新驱动发展所需的自由探索环境等。中国要成功转入高收入社会，必须旗帜鲜明，以极大的勇气、智慧和毅力，打赢解决这些重大结构性问题的攻坚战。
金融风险形成条件的变化与有效防范问题。在高速增长期，资产价格持续上升具有吸收、后推金融风险的功能。转入中速增长后，这种条件难以维系，还会出现相反情况，原来无风险的也转化为有风险了。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速，是一个“转型再平衡”的过程，首先是终端需求中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出现历史需求峰值后的减速，带动产业领域的去产能，再带动金融领域的去杠杆，进而逐步形成与终端需求相适应的产业体系和金融体系。中国能否比较平稳或“有惊无险”地过好这一关，无疑是一个严峻挑战。
地方性要素粘性与高价值区域的形成问题。所谓地方性要素粘性，是指通常说的“投资环境”或“发展环境”。但是要对高知识技术密度要素具有“粘性”，显然对要素市场条件、政府能力、产权保护、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有特定要求。有的地区在人均收入水平相当高的时候，依然能够出现较高的增长速度，就是因为形成了高质量的产业体系以及相配套的发展环境。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地区之间的竞争，特别是领先地区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将体现为高质量产业体系和相应的地方性要素粘性的竞争。
企业家精神的保护与发展问题。企业家精神是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核心。企业家精神集中表现为生产要素的组合能力。不同发展阶段，对这种能力的要求是有差异的。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企业家精神的保护与发展问题将愈加突出。一方面，随着与国际技术与产业前沿差距的缩短，可直接借鉴或模仿的技术、管理、商业模式等相应减少，需要日益增多地探索、创新以前未曾有过的要素组合方式，对企业家精神的需求超过以往。另一方面，企业家精神生存发展的基础并不牢靠，在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产权保护、企业家预期、政企关系等方面，还存在着制度性缺陷。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稳定、可预期、蓬勃发展的企业家精神是必要条件。各种破除对企业家精神束缚的改革应该摆在优先位置。
优先推动与高质量发展配套的重点改革
中国能否成功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并持续推进，最重要的是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政策环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可优先推动如下一些领域的改革，使之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一，加快打破行政性垄断，着力降低土地、能源、通信、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根据有关研究，中国这五大基础性成本，比美国等发达国家高出一到两倍。其原因，除了资源禀赋外，主要还是相关领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行政性垄断，竞争不足，效率不高。必须落实十九大精神，在打破行政性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把减税与税改结合推进。中国的企业税率在国际上看并不算过高，但加上各种收费，企业税费综合负担就相当重了。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应以间接税为主逐步转向直接税为主。减税与税改结合起来，才能有效推进。一方面，应当把房地产税、环境税等征起来，消费税作为地方税的一部分，相应降低企业生产环节的税费。部分国有资本用于充实社保基金，相应降低企业上缴“五险一金”等负担。
第三，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发挥国有资本规模大、直接体现国家和各级政府意志、对政府要求执行力强等独特优势，更多地集中到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领域，包括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如社保基金、保障性住房等；战略性大型项目，如大飞机等；创新基础设施，如国家实验室等；国防建设、生态保护等。
第四，农村土地改革不能再拖下去了。十九大提出以城市群为主的城市化，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两件事情是内在统一的。乡村振兴实际上是现代城市体系在乡村的延伸。要全面推动人员、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市场化配置。把中国城市化下半程的土地红利更多地分给农民，真正保护和增进农民利益，扩大最具潜力的中等收入群体。
第五，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开放。我国建设现代化强国，发展空间最大的是服务业，其中差距最大的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包括研发、金融、咨询、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社会服务业。以往开放的重点是吸引物质资本、比较成熟的技术和管理方法等，下一步的开放重点则应转向聚集提升人力资本，提升在全球科学前沿和技术前沿的创新能力。要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开放，放宽高水平教育研发和其他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准入，把优质人力资本更多地吸引到这些领域，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能。
（作者刘世锦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