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消费降级”要辩证看

　　最近，很多人提出“消费降级”问题，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有人说，涪陵榨菜业绩好是因为“消费降级”，原来是吃方便面加卤蛋，降低为吃涪陵榨菜。一个卤蛋并不比品牌榨菜贵，一部分人原来是吃小摊上卖的无品牌咸菜，现在转向了品质更高的涪陵榨菜，价格还相对增高了，这明明是一种消费升级。对于某些低价网购平台，也是原有低端消费进入互联网领域，原来这些东西是在自由市场等地买卖的，现在只不过整合进了互联网，这也并不是降级，而是原有的低价消费在网络中的表现。至于消费者热衷名创优品、优衣库这样的“时尚平价”品牌，其实是新的消费趋向，也不能说是消费降级。

　　还有一些情况值得关注，最近除了房价依然居高难下之外，大城市的房租增长较快，对一些暂时靠租房的普通收入白领冲击较大，对本地有房的人则没有多少冲击。所谓“消费降级”，主要是进入大城市工作的普通白领群体感受，因为房租上涨对于他们的薪资占用较大，同时这些人在互联网上的参与度相对较高，发声多，影响大。虽然“消费降级”的说法有很多不同的表述，但无论是从自媒体的声音还是社会的关切看，这些群体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所形成的“降级”只是这一群体的感受。

　　实际上，在大城市工作的薪水远比三四线城市要高，不少年轻人毕业后往往在大城市寻找发展机会。一些缺少一技之长的年轻人，在大城市有机会从事比小城市收入更高的工作，如普通文员、销售、房地产中介等。这些群体往往靠租房解决住的问题，这其实给了他们相对容易的生活空间，可以赚到大城市和三四五线城市之间的那部分薪资差额。在一线城市生活，除去房价或租房成本，生活成本往往比三四五线城市还低。比如，北京地铁按里程计价后，票价也比一些二线城市地铁低，比很多三四线城市同距离的公交票价要便宜。

　　大城市的房租快速上涨，对于诸如程序员等具有一定特长、薪水较高的群体冲击有限，本地有房的普通白领对此也不敏感。保姆、月嫂等一些体力劳动者的薪酬近些年增长很快，虽然也存在住房问题，但很多保姆、月嫂的居住问题往往由雇主提供，这些群体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所谓“消费降级”。反而是那些可替代性强、薪酬又不高的普通劳动者对“消费降级”感受较深切。这类群体往往愿意留在大城市，但房租一旦上涨，原来大城市和三四五线城市的薪资差距就会缩小，他们就会面临现实的“消费降级”。一部分人可能就要回到家乡，那里的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也有人继续留在大城市，但留下来可能面临的问题会更多。“逃离”大城市还是“坚守”大城市的问题，就变得更现实了。

　　这些具体状况，需要社会给予更多关切，对于可替代性强、薪酬又不高的普通劳动者群体面临的“消费降级”境遇应有更多的理解，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爱。一方面要关注这部分群体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应通过各种方式，使得人们在中小城市有更多更好的发展空间。

　　（作者：北京大学教授 张颐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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