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问题是我国人口问题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未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制度建设都将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动而发生变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明显的高龄少子化特征，这也就是说，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已非单一的老龄人口增长，而是伴随人口少子化的老龄化，即少子老龄化。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7%以上，0-14岁少儿人口比重降至20%以下，按照国际标准，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开始进入初始少子老龄化状态，目前已处于严重少子化、老龄化并存的结构状态。
世界人口经济发展过程警示我们，少子老龄化可能使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比老龄化更加严峻的挑战：一是整个社会的养老压力越来越大。预测显示，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赡养系数将上升至40%左右，这意味着届时赡养1位老人的劳动年龄人口将由人前的6-7人下降至2050年的2.5人左右；二是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压力可能越来越大，人口少子化弱化劳动年龄人口的更替能力，人口老化程度加深加速社会财富的消耗，共同对我国未来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施加负面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鼓励生育，可助力少子老龄问题解决。鼓励生育有助于提升少子老龄化状态下我国应对养老问题的能力。
2013-2015年间，我国开始对独生子女政策进行调整，期间单独二孩到全面两孩政策逐步实施。生育政策调整后新增加的人口最早将于2079年进入老年阶段（注：此处以65岁作为人口进入老年阶段的标准）。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曾出现两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分别是1950-1957年和1962-1971年。这两次出生高峰期人口将分别于2015-2022年、2027-2036年进入老年阶段。2015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6.34岁，以此为准，两次出生高峰期的人口在理论上将于进入老年阶段后的11.34年里走完生命历程。然而，平均预期寿命只是理论上的寿命边界，事实上，仍将有老人活至85岁、90岁甚至100多岁才走完生命历程。但寿命也不会无限期延长，我国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9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已很小，100岁以上老年人口规模相较于总人口而言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这意味着，如果以85岁作为年龄上限，两次出生高峰期间出生的人口将在2035-2042年、2047-2056年走完生命历程；如果以90岁作为年龄上限，两次出生高峰期间出生的人口将在2040-2047年、2052-2061年走完生命历程。这与当前生育政策调整后新出生的人口并不会形成老年阶段的重叠。即使考虑第三次出生小高峰的影响，但由于第三次出生小高峰的峰值相对较小，我国在2062-2079年间可能形成一个老年人口规模的负增长期。
假设老年人口的养老服务需求集中在75-85岁之间，两次出生高峰期间出生人口的养老服务需求将集中在2025-2042年、2037-2056年之间。当前政策调整后新增加的人口将在2029年进入劳动年龄阶段，即使考虑教育或其它原因导致劳动力在22岁参加经济活动，那么新出生的这批人口也将在2036年进入劳动力市场，可恰好对第二次出生高峰人口出现大规模养老需求之前产生实质性的支撑作用，并且在2058年之前都将在45岁以下，正属于劳动年龄的黄金时期，，并伴随着两次出生高峰期间出生人口的整个老年时期，承担起养老重担。从这个角度来说，当前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新增人口无疑是未来宝贵的养老人力资源（图1）；同时，新增人口参与经济活动也为未来养老创造物质条件。也就是说，全面两孩政策不仅不会对未来我国老龄化高峰期间老年人口规模产生堆积作用，相反会有助于提升未来少子老龄化状态下我国应对养老问题的能力。
图1 出生高峰期人口养老服务需求集中期与新增人口劳动参与期关系
鼓励生育对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的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而言更具积极意义。
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需要一定比重的少儿人口（底部人口）作为支撑。从人的生命周期来看，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收入高、消费相对较低，属于劳动净产出时期。在整个人口群体中，单从数量上来看，劳动年龄人口越多、比重越高越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作为未来劳动年龄人口替补的少儿人口，其多寡直接决定未来一定时期内劳动年龄人口的规模，并对一国、地区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少儿人口比重较高，通常也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少儿人口比重较低的国家、地区，其经济常常因为缺乏底部少儿人口支撑逐步失去活力，经济出现增长缓慢或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而在 “未富先老、未备先老、未富先少”背景下，实现经济较快增长本身是应对少子老龄化挑战的重要举措。因此，鼓励生育对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的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而言更具积极意义。
虽然少儿人口在很大的程度上需要家庭、社会抚养，并且年龄越小，对家庭、社会依赖程度越高，客观上给家庭、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负担，即家庭、社会因多生育需要支付更多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但少儿人口作为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替补人口，家庭、社会对新增人口抚养成本的支出不仅仅是纯消费性支出，其本质上属于社会人力资本的投资。尤其在少子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这种人力资本投资显得尤为重要——新增加的人口在2029年后开始进入劳动年龄阶段，并始终是我国老龄化高峰期的腰部支撑力量，对未来应对我国少子老龄化挑战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面对人口少子老龄化的挑战，鼓励生育不仅有利于社会经济增长，也有助于解决少子老龄化背景下的养老问题。因此，面对生育成本提升，人口生育意愿的下降，鼓励生育已非常必要。（茆长宝，成都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