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比2016年小幅减少63万，但比“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十二五”时期年均出生人数多79万人，而且是2000年以来历史第二高值。其中，二孩出生人数比2016年明显增加，比2016年增加了162万人，达到了883万。2017年二孩的出生数量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也超过了一半，达到51.2%，比2016年提高了11个百分点。显然，在“全面二孩”政策效果显现的同时，一孩的出生数量却有较多下降。2017年我国一孩出生人数724万人，比2016年减少249万人。
由此，需要引起注意的有两点：
其一，我们应该关注的与其说是二孩出生增加的“成绩”，不如说是一孩出生下降的“事实”。要改变生育效应从递减到递增，就要设法提升一孩的生育量，这样才可以为二孩的出生量奠定基础。一孩出生减少的原因,一方面固然与生育旺盛年龄段妇女的减少有关；另一方面，与85后新生代母亲群体个人本位生育决策模式流行有关，她们会更多考虑二孩生育对她们造成的压力、负担、成本、羁绊、不自由和一切不利影响。新生代母亲群体更多晚婚，很多选择自觉自愿的一孩化，生育决策更倾向于晚育、少育和不育。
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生育转变有一个规律性呈现，即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出现代际弱化的趋势，由此判断中国已经跌入低生育深井。年龄越低的育龄人群生育意愿越低，而且新生代的生育能力堪忧。由于青少年未婚同居现象增多，未婚先孕、人工流产和不孕不育等不安全的性和生殖健康问题日趋突出。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人工流产多达1300万人次，这个惊人的数据还不包括药物流产和在未注册私人诊所的人工流产数据。人工流产低龄化趋势汹涌，25岁以下的年轻女性约占我国每年人工流产总数的一半以上，女大学生甚至成为人工流产的“主力军”。在有婚前性行为的女性青少年人群中，超过20%的人曾非意愿妊娠，其中高达91%的非意愿妊娠以流产告终，其中重复流产的情况严重。结婚后，有流产史的女性可能遭遇继发性不孕问题，医学证明流产容易使输卵管阻塞而导致不孕。不争的事实是，不仅二孩的生养成本高昂和压力太大，而且客观上男性生殖健康问题和女性生育力的弱化都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
其二，我们应该将注意力引向二孩出生数量的历时性纵向变化，而不是二孩出生占比的相对变化。想生二孩的都有了第一个孩子，体验过生养孩子的喜忧，二孩生育决策变得更加理性和稳健，这时母亲的年龄一般偏大，再不生二孩恐怕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就会出现2016年的集中生育和出生堆积现象，这是生育政策放宽的初始激发效应。
中国生育转变的目标是实现近更替水平的“适度生育率”，TFR最好落在1.8-2.5的区间内，但实际生育率却多年保持在1.3以下。而且从我国已经进入的低生育陷阱的性质来看，是内生和稳固的。全面二孩政策的有限正向效应确实正在释放，但是我们更应该为已经悄然形成的“内生性低生育趋势”居危思破。
人口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在“十三五”期间，我国15-49岁的育龄女性人口每年递减500万以上，这意味着出生量的减少有某种必然性。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持续的低生育对人类不是福音，中国也不例外。因为生育的数量、素质和结构决定着人口发展的未来。所以，对于人口长期协调、可持续发展而言，我们必须意识到人口少子化的挑战其实要大于老年长寿化或者说高龄化。
对于陷于充满风险的低生育-少子化-老龄化-人口生态失衡多重浪潮中的中国，笔者有以下思考：
首先，关口须前移，重视“青少年生育力”的保护，这是提高生育率的基础。整合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模式：第一种是操守教育，守贞是福，失节是祸，传播以敬畏、耻感、禁戒为主旨的青少年性文化，目的是让青少年在血气未定时尽量杜绝未婚性行为；第二种是安全教育，目标是保证青少年性安全与生殖健康；第三种是成长教育，把两性教育纳入青少年生命成长、人格完善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提高生育率之根本在于重建中国人的婚姻观、家庭观和生育观。婚姻肩负着传宗接代的神圣使命，是两性的责任契约，这是应该传承的传统婚姻的核心价值。在低生育负外部性呈现之时，政府须承担更多优生服务和福利保障的责任，要降低年轻家庭所负载的生命全程的二孩生养压力，以平均生养2个孩子为合适之家，激发年轻家庭的生育向往和热情。据全国妇联调查，超过一半的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这就不是单纯的生育政策调整可以胜任的，而是需要生育、家庭、老年“三友好”的社会环境和政策体系的及时构建。人口问题的形成有一个隐伏期，而其一旦爆发，则很难治理，只能承受苦果。这方面，国外已经有很多经验和教训，我国要引以为鉴。（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