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频频示警，不断挑动公众脆弱的神经，修改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随之再起。对此，湖北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李春生，便积极呼吁修改刑事责任年龄，并给出具体建议“从14周岁降至12周岁”。
的确，低龄犯罪时有发生，“14岁以下不担刑责”也确实影响了一些少年。前不久，湖北孝感13岁女生张某遭同为13岁的男生黄某用剪刀挟持，实施抢劫，并被剪刀刺伤颈部多处。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当地公安便对案件予以撤销。这一时还引发不少热议。
对于为什么建议下调年龄，李春生给出的理由是，“研究过不少案件的细节内容，施害的未成年人在作案时展示的辨识能力、心智发育程度甚至超过一般成年人的水准。”窃以为，这样的解释，并不足以支撑建议所言。
一是，所谓的辨识能力、心智发育程度，都是主观上的一种判断，但法律都是讲客观事实和证据的，依据主观判断得出的结果去做立法调整，既不科学，也不符合司法精神。二是，这些少年犯罪，恰恰是认知出现了偏差、心智不健康的表现，缺乏成熟的理性，无畏可能只是由于无知，冷静可能只是出于懵懂。
其实，单纯地降低年龄标准，是一种“懒政”思维。面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从来不是目的，也不该是主要手段，教育矫正才是关键。孩子犯罪，社会有责，或是其家庭教育出了问题，或是其成长环境出了问题，而这些，都是可以改善和挽回的。
司法的本质，也从来也不是惩戒，而是建立一种标准和秩序。针对具体的犯罪个人、具体的犯罪情节，治病救人也要优于惩戒警示。换句话说，14岁也好，16岁也好，12岁也好，具体的年龄门槛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继续培育、或者重新培育这些孩子。
在我国台湾地区，少年有不良行为但还不够入刑的，公安机关有专门的少年警务介入，有专门的社工组织对于不良行为孩子进行矫正。很多国家和地区也都有少年法庭、未成年人检察机构、少年警务等。而我国内地的司法体系，在这方面则尚显苍白。
比如，收容教养制度缺少配套的法规、规章，在实践中就出现了不少问题，屡屡引发争议。而工读制度，只限于城市区域，农村和偏远地区往往无法“照顾”到；对去工读学校的学生，需教育部门、共青团组织和公安机关联合组成的招生委员会审査批准，还要征得家长的同意。尤其是最后一条，很少有家长“同意”，也就使得工读大大少了存在感。
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应该做的还有很多，而这些工作，既是迫不及待的，也是优先的。改善收容教养制度和工读制度，要更加可行，也能更加快速、高效地作用于实践。简单地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只能是下下策。
下调刑事责任年龄，或许可以提高威慑力，减少该年龄阶段未成年人的犯罪“萌动”，但是，一旦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被执行刑事责罚，将会背上前科和一段牢狱的经历，这个名分和这份经历对其后续成长的影响，究竟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在实际操作中很难控制。
结合一些成年人的犯罪和牢狱经历，甚至不排除，如果在实际中操作不当，还将进一步激发这些少年犯的犯罪欲念，在重新走向社会后，做出更恶劣的事情来。它起到的，可能不是一个封印震慑的功能，反而异化为一个潘多拉魔盒，万不可轻易开启。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