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记者在全国多地采访了解到，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正频频示警，不断挑动公众脆弱的神经。受害人家长的安全忧思不断、受害人的心灵之痛抚慰缺失，不断拷问着国家少年司法体系的建立，而修改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随之再起。（7月2日中国青年报）
青少年犯罪越来越呈现低龄化趋势，受现行法规所限制，未成年人犯罪往往得不到相应制裁，致使受害者及其家属得不到法律意义上的正义伸张和精神抚慰，甚至让人滋生会不会由此进一步推高未成年人犯罪发生率的忧虑，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下，修法降低刑责年龄俨然有了相当的舆论共识和民意基础。
未成年人犯罪呈多发、高发趋势，是因为刑事责任年龄偏低导致的吗？换言之，有多少未成年人是出于不用负刑责的想法实施犯罪？稍加追问就不难发现，尽管不排除极个别未成年人存在钻法律空子有恃无恐的主观故意，更多的未成年人犯罪或与刑责年龄无关，我们更应反思和检讨的是未成年人犯罪呈增多趋势背后的原因，以及如何从刑罚之外寻找预防和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路径。
报道提及湖北一县级区域公安局法制科警察的切身感受，由于基层“人少案多”局面多年难以改变，难以抽出专门力量区别对待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缺乏足够的精力介入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导致对未成年犯罪个体的帮教不深入，对未成年人群体的预防不到位，“没能实现‘挽救一个教育一片’的目的”。这显然道出了口头、制度层面重视多，囿于诸多主客观因素的约束，实践中明显重视不够的尴尬现实。
有道是，人之初性本善。何以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步入恶的歧途？作为互联网原住民，未成年人触网年龄越来越早，网络里涉黄赌毒暴等不良信息让人防不胜防，孩子们好奇心、模仿欲强，自我认知、自我制约能力弱，不可避免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一旦教育、引导不及时、不得力甚而缺失，很容易受其误导走上违法犯罪邪路，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和回避的现实诱因。
正如北京一中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去年6月发布《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白皮书(2009.6-2017.6)》披露，过去8年中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的占14.96%，这确实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课题。但降低刑责年龄或只是次优选择，甚至可以说是舍本逐末，可以扬法律之威、让受害方解恨，未必能从根本上遏制未成年人犯罪。
降低刑责年龄固然是个值得考虑的选项，但创造健康阳光的未成年人线上线下成长环境，提供更为适时、给力的青少年道德法律启蒙，给予问题少年实质性、常态化的社会帮教，加大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监护责任和成本，或才是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高频率的治本之策，否则，即便将刑责年龄降至10岁、8岁甚或更低，也未必能够达到预期效果。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