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供应链创新将是破解“三农”问题最佳路径

　　“三农”问题是当下发展进程中最突出、最迫切的问题，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中央把“三农”问题列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每年1号文件也是以解决“三农”问题作为政府的开年之作。然而，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旧在农村表现得最为突出。如何尽早还上“三农”的欠账成为党和国家最为关注的焦点。

　　4月3日，农业农村部正式挂牌。该部立足于统筹研究和实施“三农”工作战略、规划和政策，在农业部基础上扩展了原来隶属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和水利部的农村相关管理职能，提高了农业资金使用效率，实现了农村土地资源的统筹利用，凸显优先发展和加快发展“三农”建设的目标，也使得农业产业链管理更加统一。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应明确“三农”问题形成的起因，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破解。

　　计划经济时期，为了参与全球化竞争和加快城市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国家运用了行政手段强制推行城乡二元结构，即粮食统购统销、工农产品剪刀差和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户口迁移制度，而在基础设施和科教文卫上又实施城乡有别的福利制度和差异化投入机制和治理机制，造成较大的城乡差距。

　　改革开放后，虽然改革的起点是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国家也在不断落地一系列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措施。但是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户籍管理、劳动用工和社会福利制度总体上依旧被继承下来，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经济利益进一步驱动全社会各种资源禀赋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和聚集，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流通难以形成有机联系，农民更难分享农产品的加工和流通等增值收益，农村的土地、货币、资本、流通和贸易等高市场增值收益环节并未形成，城乡差距在日益扩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趋于强化。

　　而今，造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体制机制并未完全消除，仅靠农业管理职能的扩展很难完成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的目标，“三农”问题的破解需要另辟蹊径。

　　2017年10月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积极推进供应链创新与应用的指导意见》，第一个重点任务就是“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出从创新农业产业组织体系、提高农业生产科学化水平和质量安全追溯能力等三方面入手。将供应链创新与应用提升为国家战略，为建立适合当前体制机制下的农业智慧供应链体系提供了可能。

　　土地无法流转导致农业一直难以实现规模化，以及在规模化基础上衍生的工业化、自动化，导致国内农业经济还处于农耕文明的近似完全竞争市场，即按照长期生产函数运行的边际利润为零、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模式，农民只能赚取其除劳动生产资料成本之外全部劳动所得的收益。

　　更为严峻的是中国农业经济已然处于全球化市场竞争中。四家掌握全球粮食运销的寡头粮商控制着全球超过80%的粮食交易量，他们是美国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美国邦吉（Bunge）、美国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在最近的中美贸易争端中，美国的大豆和棉花率先被提出成为中国反制目录的最优项。2017年美国向中国出口大豆达到3285.4万吨，占中国整个进口的34.39%，也占美国全部出口大豆的62%。即便中国可以在巴西、阿根廷寻找替代的大豆供给，但其种子依旧来源于美国，寡头市场结构并未改变。

　　当中国农业市场全部放开，可以想见内外市场组织架构严重不对称的竞争对中国农业意味着什么。因此，在指导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中，应将创新农业产业组织体系作为首要项，鼓励各类农村组织合作建立集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和服务等于一体的农业供应链体系，发展种养加、产供销、内外贸一体化的现代农业；鼓励承包农户采用土地流转、股份合作、农业生产托管等方式融入农业供应链体系。

　　这些战略改变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需要漫长的改变周期，而且更需要外部环境的配合。而最快捷有效的农业供应链创新则需要依赖中国更具优势的升级消费市场，以及高速发展的互联网、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科技资源的介入。

　　在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跃进的进程中，互联网时代最典型特征呈现为可以让最个别化的需求与供给精准、高效地对接，可以低成本地实现从“面对面”到“点对点”的链接转移。这样，即便农业还无法实现规模化、工业化和自动化，但是也有可能依靠与信息技术和金融资源等有效融合直接实现农业智慧供应链。

　　中国经济已经从传统的“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拉动模式转变为消费为主导的“消费升级、创新和新型投资”新三驾马车，2015年到2017年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分别是66.4%、64.5%和58.8%，遥遥领先于其他要素。

　　与此同时，在互联网及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市场消费特征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客户化、即时化、便利化和主动（参与）化成为市场竞争中最关键的四个要素，消费市场也同时向奢侈品与低价产品扩展，高端农产品及伴生服务的休闲农业的市场规模也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三农”直接关联的土地、货币、资本、加工、流通和贸易等高市场增值收益环节也可以通过智慧供应链体系直接融入到农村各类组织架构中。

　　“三农”还具有丰富而新型的劳动力红利。要知道改革开放成功的要素除了“三驾马车”和融入全球产业链之外，还应该归功于农民工进城的劳动力红利。即便当下成长最快的快递物流和外卖宅配也很大程度依赖于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的劳动力红利。

　　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实体经济愈发难以获得资本的青睐，加上消费升级，距离消费端和资源端最近的市场更有潜力获得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源禀赋的汇集。加上互联网、物联网及人工智能的技术支撑，以高端农产品消费作为拉动起点的农业智慧供应链已经具有较强的发展动能。2017年国庆、中秋双节中大闸蟹替代月饼进入普通百姓餐桌就是最好的例证，养殖户、电商与快递企业完全跨界融合为一个经营主体。

　　当下农村和农民还远不具备主动参与农业智慧供应链体系的能力，这就需要从消费端入手，由流通环节经营主体发起并连接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和服务等环节，形成农业供应链逆向拉动网络，在国家政策扶持和激励下，进一步吸引资本、信息、管理、技术和各类资源禀赋，拉动和引导农业全产业链资源配置优化，将农业生产型向消费导向型转化，构建全新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关系。

　　因势利导、借势而飞，以消费拉动的农业智慧供应链才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最佳路径。

　　（作者系清华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