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是我新的起点，打开了我从没想过的蓝图。”这是来自贵州的一名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后的感言。
改革开放数十年来，无数人曾“孔雀东南飞”，离开农村到城市拼搏；如今，有一部分人正“梧桐家乡种”，重新扎根农村。
据统计，近年来从农村流向城镇的各类人员返乡创业的人数累计达到570多万，其中农民工返乡创业累计达到了450万人，还有居住在城镇的科技人员、中高等院校毕业生等人员约130多万人下乡创业创新。他们为活跃农村经济发挥了独特作用，成为农业发展的生力军，被看成是“最有希望的新动能”。
数百万“归雁”群体以及带来的“归雁经济”，是一个不能忽视的时代现象。一方面，他们凭借在外拼搏而积累的见识、经验、技术、资金、渠道，在家乡播种和耕耘新的憧憬；另一方面，求稳定、求健康、求舒适、求发展已成为“归雁”们的诉求，也在倒逼地方提高吸引力。
“归雁”群体为何选择返乡?在激活农村要素配置和内生动力、唤醒农村沉睡资源的大背景下，“归雁”群体能给家乡带来哪些积极变化，进而实现再造“新三农”?地方如何做好承接工作?因他们离开而“瘦身”的城市，又将如何应对?第38期“议事厅”，新华每日电讯邀请新华社记者、业内专家分析“归雁经济”，尝试解答上述问题。
策划:李洪磊、刘晶瑶
漫画:曹一
“归雁经济”，新常态下刚刚开始
王阳
从“孔雀东南飞”到“梧桐家乡种”，进城务工者这个“老群体”，正在因为经济新常态下的返乡迁徙而重新受到关注。
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看来，“归雁”增多是近些年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也与农村创业创新条件不断优化密切相关。
孔祥智认为，全国农业形势总体看好，农产品价格上涨，农产品供应趋紧，尤其是高质量农产品供应不足，这就吸引一些愿意投身农业的人员回到农村尝试创业。这些人大部分属于青壮年，将对整个三农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解析“归雁经济”，不能忽视工业发展布局变化带来的影响。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认为，从工业发展布局影响劳动力流动来看，以往农民工的大流动曾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人口红利，随着大批中老年劳动力退出市场，这种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而年轻劳动力提高了薪酬水平、生活环境等择业要求，导致用工成本提高。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始向中西部转移，转移的同时带走了一部分劳动力需求，沿海城市的部分劳动力开始回流。
近几年美丽乡村建设投入加大，农村居住环境、公共服务、交通通信等条件正在改善，也为年轻人留在农村增加了吸引力。
“归雁”群体增多也体现了就业观念和幸福观念的变化。朱启臻表示，在以前，很多打工者为了赚钱牺牲了家庭幸福感，农村地区也出现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如今，外出打工人员更加看重对家庭的感情和责任，这也成了“归雁经济”的一个情感基础。
从经济学角度看，“归雁”返乡增多，也是在市场中衡量投入产出比后的选择。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认为，目前，大城市发展空间越来越拥挤，产业档次提高，就业机会减少，生活和经营成本提高，以往农民工和中小业主有一定的基本技能和知识水平就能挣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按照国际城市化规律，随着时间推移，一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接近以后，第二、三产业对于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就会边际递减，有一部分低端人才就会回流。
过去，劳动密集型产品、粗加工和外贸进出口需求量大，城市里规模效益递增，企业扩张有利于发展，而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再加上政府多年来持续重视农民增收，鼓励规模化经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业补贴等利好，也让很多“归雁”群体觉得返乡收入有保障。
张卫国表示，受近几年返乡人员示范效应的带动，返乡创业创新将变成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一个新选项。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归雁经济”其实才刚刚开始。
“归雁”领航，激活农村一池春水
吴书光
从“卖只羊还用得着上网吗”的疑惑，到“政策熟了、跑腿少了”的喜悦，两年来，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李鹊镇小张村村民刘廷义变化颇大。如今，对于“一号文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中央最新涉农政策，刘廷义张口即来，这一切得益于其二女儿刘超的返乡。
2015年春节，怀揣着对农业发展前景的认可，刘超在长三角一国企工作3年后辞职回乡，成为“家庭农场主”。她说，返乡起初最大的感触是理念不同，比如父亲坚持单纯种植胡萝卜，不愿尝试新技术、新品种，更别说搞多元经营了。
本科毕业的“85后”刘超明白，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农业科技和绿色生产方式，回乡当年她就力主为千亩胡萝卜种植基地引进了水肥一体化设施，48小时就能完成整个农场的浇水施肥，省时省力。
学过管理、做过财务的刘超慢慢赢得了父亲认可，她还利用第三方支付等解决了农资买卖、胡萝卜交易时需要反复跑银行的问题。
李鹊镇多位干部认为，返乡创业人员在眼界、技术、现代经营理念上都高出一筹，他们回乡后多成立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化、精细化，增加农业效益；而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劳动力可以到上述新型经营主体打工，也可以转移到工业项目上，实现增收。
目前，刘超的家庭农场年收益达900万元。除了18名长期雇工外，农忙时还能为300余名周边农村妇女提供就业。她们在农场有需要的时候来干活，而且因为离家近，不影响接送孩子和照看家庭，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
随着社会发展，绿色、安全的农产品广受关注。刘超开始摸索绿色种养，建设了羊圈、沼气池，养了200多只羊，实现了绿色生态循环。
2016年底，刘超准备把养殖的羊上网销售。“这些羊在哪里、吃什么长大的，有图片为证，微商销售非常火爆，一星期卖了80多只，且价格高于卖给羊贩子。”刘超说。刘廷义起初认为太麻烦，不如直接交给羊贩子，但最后也承认“这比俺卖得好”。
在李鹊镇段家村，李国敬的返乡创业也值得分析借鉴。从小喜欢养殖的李国敬，读大学和读研究生时都没有离开农业，网名是他自己培育的鸡名——“灰雀鸡”。
2013年硕士毕业后，李国敬曾在外地工作过一段时间，2015年回到家乡专心投入特色农业。他培育的观赏鸡非常受欢迎，最贵的一只卖到1000元，去年仅观赏鸡的销售额就有10余万元。他还帮助其他农户在网上销售农产品，效益很好，带动的周边养殖户也越来越多。
基层干部认为，像刘超、李国敬这样的高等学校毕业生敢想敢试，他们返乡将大大激活农村生产要素，所探索的新业态也必将成为三农发展的新动力。
“归雁”返乡，城乡发展获得双赢
韩振
从逃离“北上广”到乡村迎来“归雁族”，人才的流动总是遵循着一个基本的规律:哪里有机会，就在哪里扎根发芽。对于大城市来说，“归雁族”的返乡，非但不会造成失血，还为其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人才、资本等要素“另辟蹊径”，在乡村的舞台上施展身手，既实现了城市无法实现的梦想，又消解了城市无法消解的病症。
除了交通阻塞、噪音污染等有形易见的“城市病”，也有一些“城市病”虽然不易发现，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城市的生活。比如人才过度富集造成的“名校依赖症”“学历依赖症”，让大量优秀人才失去了平等的任用和晋升机会。在资本市场上，资本的过度富集形成了一个个“资本大鳄”，不但搅乱了金融市场，还吞噬了众多散户的资产和幸福。
无论是那些被城市忽视的人才，抑或是在城市无法获得正当收益的资本，都需要一个适当的出口来发挥作用。此时此刻，农村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广阔舞台。再加上，当前我国农业正面临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要素配置不合理、资源环境压力大、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乏力等矛盾，亟须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而城市富余人才和资本的下乡，无疑将为再造“新三农”打开局面。
“归雁”们返乡创业、就业，在让农业重获强劲的劳动资源吸附力的同时，也让城市发展有了新的机遇。城镇化速度放缓、城市劳动力需求松动的当下，“归雁”回到农村安居乐业，既减轻了城市的稳定压力，又给城市腾出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同时，城市难以消化的互联网、管理等类型人才也得以下乡，让城市人才供需更趋平衡，让农村的人才贫乏得以补充。
此外，纵观“归雁”们在家乡的创新实践本身，它们非但不是与大城市的既有产业竞争，反而是一种延伸和拓展。比如一些现代农业服务业，它们无法在城市的水泥森林中生长，而是需要深深根植于农村。这些产业发展壮大后带来的新产品供给，又更好地满足了大城市的需求，提升了市民生活品质。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句话恰似“归雁”的真实写照。当城市的资源已经富集，当农村的机遇向他们招手，他们便顺势而为，在广袤农村开创一片天地。也许当初他们只是想找一个施展自身才华的舞台，却在不经意间拓展了大城市的空间，同时也让农村走上了一条生机勃勃的发展之路。时代选择了他们，他们也不负众望地成了三农发展的新动力。
（责任编辑：范戴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