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没个上学的，根本不知道现在补课有多贵！”“听说补课花了这么多钱，别人都不相信，不理解。”不少家长谈到补课费就开始激动。近日，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校外补课不仅加重了中小学生的校外课业负担，更成为不少家庭日渐沉重的经济负担。
虽然存在地区差异，但是“补习家教费用”在家庭开支中的份额攀升已非常普遍、值得关注。民进上海市委今年的一份提案显示，通过对部分上海中小学家长的问卷调查，有84.15%的孩子参加课外辅导班。而这样的数据，在其他城市也比比皆是。今年2月份，记者通过对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部分中小学生家长随机问卷调查发现，八成左右的孩子参加课外辅导班，其中87%的孩子有数学辅导，69%的孩子有英语辅导。
大城市有大城市的“补法”、小地方有小地方的行情。贫穷限制了我们对补课费的想象力，并非言过其实。在今年2月初举行的首届“南京?长江教育论坛”上，有这样一组数字：“2017年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总支出规模高达19042.6亿元，主要流向校外辅导市场，占2016年GDP的比重达2.48%，相当于当年全国公共财政教育总经费27700.63亿元的68.7%！”从这组数据中我们也不难看出课外补课行业的丰厚“油水”，急剧膨胀着的校外辅导市场，正在日益加剧着教育资源的不公。
只要高招制度不彻底转身、优质教育资源垄断难破，“影子教育”就必然成为寄生在中国家长身上的“吸血之魔”。对于补课这件事，说是盲从心里也好，羊群效应也罢，它都已经演变成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这当中，一个逻辑链渐次清晰：公立学校禁止补课的执行力越大，校外补课的溢出效应则越强。在补课成为基础教育“刚需”的背景下，当大量校内补课被禁止，取而代之就出现了大量高收费的校外补课。在校外补课的交易链上，家长与学生并没有太大的市场议价权，主导方多掌握在培训机构及周边产业的手里。长此以往，良好教育生态路阻且长。
2018年，教育部将探索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和联合监管机制，促进校外教育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要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择校热”“大班额”等突出问题，这些都是从根源入手彻底而缓慢的解决措施。在这些根本性手段彻底生效之前，或许我们的公共服务可以提供一些性价比更高的次坏选择来缓解现状。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适度允许校内补课便成了次坏选择。和大量昂贵的校外培训相比，校内补课的最大优点在于为家长减负，即使无法做到完全免费，也会为家庭减少不少负担。其次在于可管可控，相比于乱象横生的校外培训，校内教育更具有系统性、可控性，便于管理。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