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历史性阶段转换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总书记这一重要论断，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在1月30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迫切要求。”不言而喻，高质量经济发展离不开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如何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总书记特别强调了要做好五个方面扎实管用的政策举措和行动。其中，在开放发展理念下，提出“要着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更好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继续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交流合作。”这里蕴含的重要论断是，传统开放模式已经很难适应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开放型经济新格局要以提高国际竞争力为导向，而“一带一路”合作共赢模式是行之有效的重要工作抓手。
传统开放模式到底是如何运转的，遇到了什么困境非改不可？从对外经济规模表现来看，传统开放模式取得的成就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加入WTO短短八年后，我国即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我国又超过美国跃居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与此同时，内含的结构性问题也开始凸显。有两组数据值得深思：一是商务部2013年的出口统计数据。当时，我国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分别经达到57.3%和29.9%，但机电产品出口中的61.2%是外资企业生产的，51.1%是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中的73%是外资企业生产的，65.3%是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二是钢铁这一典型产能过剩行业的进出口和价格数据。2016年全国粗钢产量8.08亿吨，世界占比达到49.6%，但同时我国进口钢材高达1321万吨。从产品价格看，出口钢材均价约589美元/吨，而进口钢材均价则高达993美元/吨，进出口价格差异显著。
这些数据清晰地勾勒出了传统开放模式的基本特征：一方面，外资主导中高端产业与低利润环节的本土化。外资企业占据中高端产业以及产业链的高利润环节，即“微笑曲线”的两端。国内企业主要以利润最低的加工贸易环节嵌入世界分工体系，处在“微笑曲线”的底端；另一方面，本土企业出口产品技术含量相对低，价格成为主要竞争砝码。在国际贸易中容易引发“价格战”，加之部分西方国家不承认且滥用我国非市场经济地位，使得许多重要产业中出现了“中低端产品出口——价格竞争成主导——频繁遭遇反倾销调查——征收高额反倾销税”的恶性循环，由此导致我国连续21年成为世界上反倾销和反补贴最多的国家。
归根到底，在传统开放模式下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时，遇到的突出困境就是我国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偏弱。这也正是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微观诱因与宏观背景，其主要导向就是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那么，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和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如何改变了传统开放模式？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交流合作，又能否缓解上述困境？有目共睹，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一带一路”建设，而在此次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对“一带一路”的明确定位是国际交流合作。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论述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时也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这充分表明，以“一带一路”框架为主的合作成为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下的重要贸易模式和制度安排。
“一带一路”框架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传统贸易的全新合作模式。在这个新模式下，沿线国家与我国可以实现合作共赢、优势互补。我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一流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充足的产能以及完善的基础工业体系，可以作为新合作模式的要素与产出供给方；沿线国家实现经济发展“起飞”仍缺乏有效的支撑体系，其中基础设施建是较大的短板，加之建设资金普遍匮乏，因而成为新合作模式的潜在需求方。说到底，这个新合作模式是有现实供给与需求支撑的，是基于市场导向的，是“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引领的。在“一带一路”推进的过程中，更好地利用了全球资源和市场，世界分工体系也得以重塑，尤其为我国经济和产业实现向全球价值链两端攀升提供了有效的载体。当然，新合作模式不是“剃头挑子一边热”，我国提供的技术、产能以及贷款，有着合理的盈利与回报机制，因而也是互利共赢的。不过，与传统开放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在传统开放模式下，企业的盈利与回报是基于当期交易所得；在以“一带一路”为主要框架的新合作模式中，我国企业的盈利和回报是建立在沿线国家“发展起来”基础之上的，是共享沿线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较好地避免了传统贸易模式下遇到的系列困境。
不难看出，这个合作模式深深植根于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经验：“要致富、先修路”——完善的基础设施有利地助推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型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一种与其他国家和平共进的开放型经济新模式。远为重要的是，这个历史进程还将为这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杨振，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