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美元贫穷陷阱” 发展养老金融迫在眉睫

　　最近，美国一篇“百万美元贫穷陷阱”的文章十分风行，文章说的是，长久以来，100万美元的养老储蓄(nest egg)都是保证人们安稳退休的基准水平。可惜如今，它只能满足你的部分需求了。

　　《财政自由倒计时》一书的作者、注册理财规划师Avallone提出“百万美元贫穷陷阱”的观点：100万美元的养老储蓄，在其退休的第一年，一名现年67岁的“婴儿潮一代”（1946年至1964年间出生的美国人）退休老人，她将可以支出40000美元的生活费；对于一位现在42岁的X世代（1965年至1980年间出生的美国人），只能为其提供19000美元；而一个32岁的千禧一代如果打算在67岁退休，她的100万美元养老储蓄只能让她的生活水平保持在贫困线以下。

　　类似美国退休后100万美元能养你多久的话题，在我国也是社会热点话题之一，就是安心养老究竟需要准备多少钱。其实，由于通胀等因素，相对静态的养老金就是多少才能满足退休生活只能是一个“巴赫歌德猜想”。但“百万美元贫穷陷阱”不在于计算出具体的数字，背后所揭示的问题远比具体的数据更具现实意义，即公共养老金以及个人养老储蓄增值的迫切性，而我国相关养老金融亟待弥补短板。

　　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将人分成两个不通的阶段，第一阶段参加工作，有收入；第二阶段纯消费而无收入，用第一阶段的储蓄来弥补第二阶段的消费。实际上，在现代经济中，由于通货膨胀、平均寿命延长、经济周期性等因素影响，这种理想状态下的“自给自足”是很难实现的，个体在社会的抗风险能力十分脆弱。

　　因此，公共养老金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公众老有所养编制的一张社会“安全网”。虽然说公共财政应担负“最终付款人”角色，即政府为养老金兜底，但公共养老金的资金池同样也会面临“百万美元贫穷陷阱”的问题，即除了公共财政支出、划拨国有资产等方式以外，也需要借助投资、金融等工具来实现增值，起码对冲部分货币未来的折现效应。

　　近年来，养老金通过金融工具、投资等来实现增值一直是我国养老金改革的重要方向。1月3日，人社部基金监管局副司长汤晓莉在公开场合表示，除此前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签署委托投资合同的9个省份以外，目前西藏、甘肃、浙江、江苏也打算委托投资运营，由此可以增加大约1500亿元的投资金额。此前，北京、安徽等9个省（区、市）政府与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签署的委托投资合同总金额4300亿元，其中1800亿元资金已经到账并开始投资。

　　不过，相比累计结余突破4万亿养老金而言，通过金融等工具保值增值的压力一直很大。有媒体报道，由于只能存在银行或是购买国债，大部分养老金结余的收益跑不过CPI，只有百分之二点几，实际处于不断“缩水”中。有专家测算，过去20年全国养老金扣除通胀后贬值接近1000亿元。这与我国养老金融体系不健全密切相关。

　　正如“百万美元贫穷陷阱”所揭示的，即便是看上去比较“巨额”的养老储蓄，也难以抵挡通货膨胀等侵蚀。养老金离不开金融媒介的融通作用，即公共养老金需要通过成熟的金融市场；个人的养老储蓄也同样需要成熟的理财等金融产品，实现保值增值。

　　美国等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的时间相对较早，很早就认识到发展养老金融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养老金体系与资本市场进行了很好地结合，有效实现了养老金的保值增值；而这个方面我国仍处于起步阶段，一些制度建设亟待探索拓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相对稳定，种类繁多的针对不同群体需求的金融产品给养老金融服务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我国缺乏成熟的理财等养老金融产品，“中国大妈们”往往在黄金市场、股市损失惨重，甚至由于缺乏理想的投资渠道，成为ICO（首次代币发行众筹）、钱宝网等非法金融市场中。

　　当然，养老金融不仅包括第一支柱养老金金融，还包括养老服务金融和养老产业金融等第二、三支柱，分别针对养老金资产保值增值、老年金融消费需求以及养老产业投融资的需求。而我国养老金融过于依赖第一支柱，养老金持续能力较弱；养老金融产品仍集中于银行储蓄类产品，保险类产品有了一定开发，但证券类产品相对稀少，基金类和信托类产品几乎还是空白，房地产类产品（如以房养老）正在酝酿试点。

　　与此对应的是，我国正在经历全球规模最大、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老龄化过程。如何更好的发展养老金融，避免类似“百万美元贫穷陷阱”现象及社会焦虑，变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作者系中国不良资产行业联盟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