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1月初访问中国，国际社会对中美在此期间将要进行的沟通与协调保持密切关注。自2009年开始，中美关系就步入了复杂调整期，其背景是在世界政治中心从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过程中，美国国际战略影响力相对衰落，而中国则迅速上升。随后，两国关系中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中美复合体”(China-US Complex)特征变得愈发突出。
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尤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等极为不同，国外一些学者不时表露他们对中美关系前景的担忧，比如有人认为中美终将难以避免落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还有人将这两个超级大国比喻成两只猛虎，即所谓“两虎相争必有一伤”。
不过，两国关系发展的现实一直都在让持这类观点的人意外。中美日益扩张的共同利益牢固地制约着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倾向。至于“两虎论”，则只能算是说对了一半：如果以猛虎来比喻中美各自作为超级大国的体量，倒也并无不妥，但要说“必有一伤”，则未免认识浅薄了。
在全球化时代，中美这两只虎不是你赢我输、更非你死我活。从更大的视角来看，中美关系早已从单一的双边拓展到双边、地区和全球等多层面并行，甚至深深嵌入彼此社会内部，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尽管在两国关系发展过程中口角不断，不时在一些问题上出现摩擦，但中美关系的主流是合作发展。
无论哪位美国总统上台，中美关系都没摆脱这种时而对话、时而摩擦的总体特征。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继续接近，如何保证两国对比但不对立、对话但不对抗，成为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而要做好这方面工作，中美都应对两国关系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特点有所认知：
一是在议题设置上，中美关系正在从美方设置议题向中美互设议题转变，由此也带来攻防态势的变化，中美关系正在从美攻中守向攻守平衡转变。自中美建交以来，由于双方力量对比的影响，中美关系通常是美攻中守，美国的实力和优势明显。中美关系中的议题大部分也都是由美方塑造的，比如台湾问题、贸易问题、人权问题等，美方掌握着绝对主动权。
但近年来，中国奋发有为的新型大国外交正在扭转被动防守的不利态势，中国主动在一些问题上顺势而为、下先手棋，在面对美国战略压力时，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思路，主动布局谋势。在此过程中，中国对美外交开始大胆设置议题，比如中方所设置的东海防空识别区、“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国际反腐合作、反避税等议题，正在成为中美关系中的重点议题，中方提出的大量倡议也开始成为美国智库和政府回应的议题。
二是在关系重心上，中美关系正在从以经济问题为重心向安全和经济问题并重转变，中美竞争与合作的重心正在向安全问题偏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美外交的重心一直是发展问题，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并不靠前，尤其受当时共同的苏联威胁影响，中国既没构成对美国的安全威胁，美国也没对中国构成安全威胁。苏联解体后，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一度下降，中美关系更多聚焦于经贸、人权和台湾等方面问题，安全问题始终没有成为中美关系的重心。但近年来，中美关系的重心开始向安全领域偏移，中美最敏感的问题开始从台湾问题转变为朝核问题、海洋争端、网络安全、中国军事力量问题等，中美关系呈现为安全问题与经济问题并重。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这种安全与经济并重的局面还表现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过去长期被当作中美关系“压舱石”的经济问题，现在反而成为中美摩擦的频发区，而过去引起很大担忧的战略安全议题，现在反而很难能够掀起大浪。这也可以说是当前阶段中美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
三是在地缘政治上，中美关系互动正在从台海和朝鲜半岛向亚太地区和周边扩散，地区秩序、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改革正在成为中美关系关注的焦点。传统上，中美关系互动的地缘战略重点是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现在开始向更大范围和区域转变：亚太地区成为中美互动的中心舞台，东北亚、东南亚以及更大范围的欧亚地区和“一带一路”等开始成为中美关系涉及的地缘区域。同时，在气候变化与能源合作等全球性问题上，中美围绕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改革的互动也频繁展开。
四是在发展方向上，中美关系继续呈现摩擦与合作并行不悖的发展轨道，基于制度与治理竞争的政治话语权将成为中美较量的总线索。中美基本国情不同，历史文化传统各异，对于应对国内外挑战有着不同的视角和思路，基于制度和治理竞争的政治话语权较量将会越发突出。如何处理中美间的制度差异以及如何应对全球性挑战，将成为未来中美需要协调的一个核心问题。
总体来看，中美关系的表层摩擦不断，深层结构稳定，正在经历新一轮的转型升级。这个转型升级过程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中美两国高层是不是能确立相互尊重的战略态度，根本在于中美两国社会以及其他各个层面是不是能在磨合中相互适应，尤其美方能否适应崛起的中国并逐渐转变心态。(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责任编辑：邓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