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实:中国银行业有望走出“低估值困境”

2017年10月12日 07:40   来源:经济参考报   

  宋广玉:

  携程等的捆绑销售行为,已经涉嫌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经营者有义务向消费者真实说明其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其它不合理条件。相关部门应对携程等捆绑销售行为进行调查,该处罚的处罚,该追责的追责,从而消除这一行业顽疾。

  何勇:

  要想彻底治理捆绑销售顽疾,不能仅指望微博炮轰,还得依靠强有力的法律法规。一方面,应当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包括在线旅游网站在内的商家,不得以设置默认选项的方式提供附加服务产品,即消费者想购买附加服务时可自由选择,而不是消费者不想购买某项附加服务时得自行取消。另一方面,要提高捆绑销售的违法违规成本,对违规商家轻则罚款、重则吊销营业执照并追责等。相关法律法规完善了,违法成本提高了,商家自然就会主动去填平这些“坑”,消费者的苦恼也将迎刃而解。

  马菲:

  消费者具有选择购买何种商品以及是否购买商品的自由。捆绑销售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商家在没有征求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选择默认其同意购买的意向,这是不合法也是不合理的。消费者应当提高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拒绝捆绑销售,在遭遇网络捆绑销售违法事件时应当积极反击,而不是选择忍气吞声地接受,这无疑会增长不法商家的嚣张气焰。

  朱为群:

  消费税可以根据“来源地原则”设计成在进口、生产或加工等货物的初始来源环节征税,也可以根据“目的地原则”设计为在最终消费环节(零售环节)征收。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不仅更加符合消费税的征收原理,而且容易被纳税人和消费者所理解,还可以通过价税分离的计税缴纳方式充分体现税收的透明度。正因如此,当今世界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我国消费税的改革,也可以将计征环节转移到零售环节,并在此基础上将其收入纳入地方财政体系中,成为地方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孙维国:

  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需要政府与企业合力,事实上,在降实体经济成本中,政府发挥作用的空间非常大。既可以在政策层面出台扶持措施,也能够通过改革,简政放权,降低企业的审批、认证等“制度成本”,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这里面的关键,就是对实体经济进行实实在在的有效支持。也就是说,任何一项扶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举措,都应该精准有效,给企业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和益处。

  莫开伟:

  为确保更多优质企业占据中国资本市场,应从两方面进行努力:一方面,盘活资本市场现有上市企业存量。目前在增量上严格把关,确保准入质量,这只是第一步,另一个步骤需对现有上市企业进行严格整治,按照设定的业绩考核指标进行考核,对达不到要求的给予一定整改期,在整改期内达不到要求的,一律责令退市,以彻底优化存量上市企业,为更多增量企业上市挪出足够空间。另一方面,加大社会行业协会组织机构及投资者对上市企业的监督力度,形成社会立体监督机制,监管机构可通过各类媒体信息渠道征求社会民众对上市企业的考评结果,作为企业是否继续留存资本市场的重要参考依据。

  盘和林:

  互联网金融具有显著不同于传统金融的风险特征,这是因为互联网金融拓展了交易的可能性边界,服务的人群与传统金融的人群不同,主要表现在金融知识、风险识别等风险承担能力相对弱势,容易受到误导、欺诈,而且涉及的人数更多、更广,同时投资金额小且分散,作为个体投入精力监管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成本远远高于收益。正是因为这些特有的风险特征,在互联网金融监管中,优化互联网金融的营运和金融消费者保护尤其重要。

  薄正源:

  在经历了过去两年无数的巨额收并购后,在中长期的未来,中资在美投资的量级分布将呈现多元化。主要成因是大额投资交易的减少以及更多中小型中资投资者的入场。尽管2017年至今的平均每笔投资交易额仍在持续上升,随着中国资本更全面地完成美国当地投资机遇的对接,以及投资平台和服务的进一步普遍化,更多国内中小型企业将得到海外资源整合的帮助,因此预计接下来的三至五年,中小型企业的海外投资将有所攀升。

  程实:

  近期中国商业银行股价的强势上涨,不仅仅是政策利好引致的短期行情,更是业务结构升级驱动的估值水平回归。因此,中国银行业有望走出“低估值困境”,迎来新一轮的“估值再发现”。这一过程将通过两个阶段实现。短期来看,当前的政策利好将拉动银行股市值,弥合现有的价值低估空间。长期来看,在资本市场中间业务的推动下,中国银行业的估值有望持续改善,逐步趋近合理水平。

  叶兴庆:

  应尽快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加大对农业绿色生产的补贴。比如,秸秆资源化利用可以为农民带来一定收益,但农民为收集、运送秸秆需要付出较高成本,还不如焚烧省事。如果要杜绝焚烧,就需要政府给予一定补贴,使收集、运送秸秆有利可图。陡坡耕地退耕还林还草后可以为农民带来林业、牧业收益,但要等很长时间才能见效,如果财政不在一定期限内给予补贴,农民就没有退耕还林还草的积极性。用有机肥替代化肥、用生物防治替代化学农药,可以提高产品品质、降低对环境的损害,但需要投入较多人力,如果不给予一定补贴,很难大面积推开。

  (稿件只反映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经济参考报立场)

(责任编辑: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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