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鼎鼎:购租并举、租购同权调整的是全社会的理念

2017年08月25日 08:28   来源:经济参考报   

  潘璠:

  新零售是不是“新”不用争论,这样的模式确实弥补了传统模式的不足,给民众生活提供了极大方便。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及无限性延伸,“互联网+零售”的平台不断扩大,给顾客提供了越来越大的选择空间;另一方面,相比较而言,传统商业的有限性更加突出,顾客难以实现的愿望,可以通过新零售得到弥补。向着这个方向努力,新零售也好,其他的新业态、新模式也好,在方便人民生活的同时,也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行业和地区经济的发展。

  匡贤明:

  新零售引入大数据,不仅对商品进行数据化,而且对消费者行为进行数据化。通过数据化,尽量避免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不对称,不仅降低生产者成本(尤其是库存成本),也降低消费者成本(主要是选择成本)。在新零售业态下,虽然有大量商品供销售,但消费者并非被动地接受巨量营销的轰炸。在大数据支持下,他们的购买行为、评价指标、商家的信用等级、商品的用户体验等被纳入算法之中,他们可以获得不同于其他人的具有个性的商品推荐信息,由此大大减少了选择成本。所以说,新零售有可能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动力。

  莫开伟:

  新零售是一场新技术革命,它将颠覆传统的商业零售模式,改变中国社会的创业方式和就业模式,可在劳动力供给配置上起到巨大的社会推动力。例如无人超市的出现,既改变社会对商品销售的体验感,也改变了社会对就业的重新理解和定义。它虽会在短期内减少一定就业人数,但它并不是剥夺人的工作权和减少全社会就业岗位,相反它是促进更多就业者的转型,倒逼劳动者不断提高自身就业素质,提高对新零售就业形势冲击的应对能力。这也就像人们从农耕时代转到机器时代,从机器时代转到电子时代,再从电子时代转到网络时代一样,每一次产业革新都会逼迫人们提高就业适应本领。

  王青:

  新零售不仅仅是零售业问题,更关系到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重构,其功能和作用已远远超出流通范畴。在新零售发展过程中,关于规模经济、垄断、产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传统理论会不断发展。对政府而言,以往政府部门为促进制造业发展所擅长的园区、税收、技术、贸易等政策手段,效果可能会打折扣,这将对监管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和全新挑战。在监管或治理上,要从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管理,从调整人与物的关系转向调整人与人的关系,这就要求尽快构建起适应新零售发展要求的政策体系,为新零售发展壮大扫清障碍。

  罗虎:

  中央企业应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契机,充分重视、规范发展多元化的董事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股权多元化的推进,使中央企业建立规范和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化董事会成为可能。可以通过合理配置国有股派驻董事、其他类型股东选派董事、外部董事、独立董事、职工董事,建立健全能有效保护中小股东的累积投票制、表决权回避制度等,建立规范的运作程序和机制,逐步构建各类股东公正平等、各司其职、有效制衡、协调运转的多元化董事会。

  蒋则沈:

  当前,金融与科技的结合速度、向社会大众普及渗透速度大大加快了。从银行卡到ATM,从电话银行到手机银行APP,技术驱动形成金融产品的推广周期越来越短,新型产品大规模覆盖用户的能力越来越强。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提速”留给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进行风险预判和工具准备的时间越来越有限,越来越紧迫。当然,这一轮金融科技的浪潮究竟是延续传统金融业渐进式的科技改良方式,还是发生一些颠覆式、突发性的行业革命,都还需要谨慎观察,严谨论证。

  何鼎鼎:

  对于一个对自有住房有着长期偏好的国家而言,购租并举、租购同权正在调整的,不仅仅是住房制度、居住权利,更有全社会的理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语境下,如何把可能出现的“权利冲突”变为“利益共享”,如何因地制宜做大居民公共服务的总蛋糕,都是护航租房美好时代必须付出的努力。开弓没有回头箭,一种更加可持续的住房制度、一种人民共享的居住观念,应该成为社会的共识,成为改革的方向。

  管涛: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人民币国际化应形成两个闭环:对中国存在贸易逆差的国家,中国应通过人民币输出,形成贸易顺差、资本逆差的闭环。对大宗商品输出国,中国应从这些国家用人民币进口大宗商品,形成一个贸易逆差、资本流入的闭环,从而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共同推进、稳步发展。

  丁一凡:

  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是好事,但如果不注意投资的正确方向和细节,有时候好事也会变成坏事。正确的投资方向能够保证企业的投资效率和收益,而注重细节会让我们在当地收获更多支持者。比如,中国企业虽是投资方,可以给别人带去更多的就业和税收。但如果我们借此颐指气使,不仅会引起投资当地国官员与民众的反感,还会造成劳动生产效率低下。

  李锋:

  商业养老保险将对保险机构的专业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保险消费需求日益多样化、差异化,保险机构面临多种类型保险产品的设计、销售、承保、赔付等多个环节竞争的挑战;另一方面,商业养老保险监管政策将持续完善,保险机构在加强投资能力、保障合理回报的同时还需提高风险管控,提升偿付能力。大型保险公司拥有数据资源、人才优势,以及相对完善的风控与内控机制,在未来商业养老保险发展中具有优势。

  (本栏目稿件只反映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责任编辑:李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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